试解嘉定明代古墓发掘之疑问
前不久，嘉定发掘的明代古墓石碑上，刻有“明故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新斋配程宜人墓志铭”字样。墓志铭还介绍，李姓官员进士出身，曾任刑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等多个重要职位。墓碑为他们的儿子李先芳所立。撰写墓志铭的是王锡爵、徐学馍。嘉定地方史专家介绍，李新斋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在嘉定的地方志中出现过；史书记载，李先芳的父亲叫李汝节；李汝节只做过登州府同知，根本不曾做过刑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
这样，就出现了众多疑问。
李先芳的父亲史书上记载叫李汝节，李汝节和李新斋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是同一个人，史书上记载李汝节只做过登州府同知，根本不曾做过更高一级的刑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又是怎么回事儿？
其夫人程宜人是谁？
可以肯定的人物有三个。一是李先芳，二是王锡爵，三是徐学谟。
还有可以肯定：李先芳修的墓，里面葬的是他父亲。
县志介绍，李先芳曾任四川参议。他父亲肯定叫做李汝节。
李汝节为什么变成了李新斋呢？我们知道，古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字什么，号什么。特别是号，时不时地更改，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可能会有不同的号。这样，就可以推断，“新斋”是李汝节的号。为什么没有收进史书上去呢？最大的可能是，这个号，是他晚年启用的。因为，史书并不是一年一编的。
作为一个省部级的官员, 李先芳应该不会拿自己的父亲来开玩笑。
李汝节做过登州府同知。登州，在今天山东的蓬莱，是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同知，助理（副地级）。墓志铭上的“曾任刑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等”完全是无中生有。从副厅级的干部，一下子提拔为副部级，这又是为什么呢？
古人极好虚荣，喜欢为死者、也为生者脸上贴金。特别是在墓葬当中，往往提高规格甚至无中生有。原因是：反正人都进坟墓了，也没人再去计较。
为了说明这点，老黄想起三则例子，作为旁证：
一是常熟的翁同和，他老婆死后，他偷偷在墓葬里面，留下“一品夫人”的记录。虽然翁同和做过一品大员，但他老婆死的时候，他已被贬官回老家。这四个字，要是传出去，肯定全家杀头！为“一品夫人”这四个一文不值的字，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一种虚荣的表现。
二是今年初，北京石景山玉泉路挖掘一具身穿朝服的干尸。奇怪的是，棺头上所写为“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拙吾黄公之灵柩”。按清代官制，“中宪大夫”为四品文官，但死者所穿补服上绣的却是麒麟图案，天！这是一品武官才有资格穿的。
更吓人的是，死人还穿了一件“五爪龙袍”。“五爪龙”的图案，只有皇帝的衣服上才能使用。规格之高，极为罕见。造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小子，换了副马甲，你就以为我不认得你了？”假皇帝一个。事实上，这个死人，不过是个普通的官。
为什么他要这么夸张？虚荣也。身穿五爪龙袍，躺在棺材当中，威风吧！生不能为皇帝，死了过过干瘾。想疯了！
三是清朝第一大权臣多尔衮，死后非得弄个龙袍进坟墓，结果被人告发，被鞭尸。
所有这些不顾一切、偷鸡摸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极尽夸张之能事的做法，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虚荣。
那么，为什么王锡爵（太仓人、状元、做过大学士）这样的名人，也跟着胡说八道瞎起哄呢？
原来，在古代，为人撰写墓志铭，有很厚的一笔润笔费。那些地方上的文化名人、曾在京城做过高官的退休老者，都很喜欢给别人写墓志铭。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润笔费到手，管它几品几两呢，别太当真。
这第三个疑问，是程宜人。
如果大家认为，程宜人是李汝节老婆的名字，那就错了。
在古代，女子只有姓，没有名。我们见得最多，是XX氏。
古代有女官，女官有品级：一品称国夫人，二品称郡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以下称孺人。
如果是母亲级以上的，则要加个“太”字；未婚女子，就称“姬”。
嘿嘿，这下明白了吧，程宜人，是五品，来头不小。但不是她自己做过五品，而是“五品夫人”，这间接证明了她老公只是个五品官，而不是副部长级的高级干部。
程宜人是谁呢？她是明末嘉定四君子之一程嘉燧老诗人的亲戚。到底辈份比老诗人更高还是更低还是平辈，还要继续考证。按推断，应当是诗人的前辈。因为，程诗人跟李先芳，也就是程宜人的儿子，是差不多同时期的人。
再一点，他们都从安徽来到嘉定的，是同乡。明代，徽商的名号，已十分响亮。
另外，明末的时候，南方出现了一批“狂简”之士。他们“放荡不羁，狂狷悖俗，纵酒狎妓，极声伎之乐”，日子过得十分潇洒。
李汝节的儿子李先芳被罢官回到嘉定南翔老家后，花钱把亭园建得十分豪华，养了许多歌妓，在林下优游度日，四十多年生活在文酒声妓之中。
明末清初，李家发生奴变（社会动荡，家奴暴动），家奴杀光了李家的十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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