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金融危机背后都有金融创新影子
自16世纪以来，所有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有金融创新的影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从事金融创新的根源，在于对金融风险的恐惧，或从中牟利的贪婪，而如果创新失去控制，则在引发的危机中饱受新风险带来的损失。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金融创新是人们为追求新生存模式而不可避免的，由此要防止金融风险向危机的过渡，就必须在这三条路径上设立防火墙。目前，沸沸扬扬的美国次贷危机表面上似已告一段落，但到明年春季最后一批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到期前，人们还不知道会看到多少财务失败的“地雷”会引爆，有多少家银行、多少家金融机构会受牵连，遭没顶之灾。就金融业自身而言，本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于现代金融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长期以来，在成熟的市场监管、强大的金融机构、高超的华尔街金融产品艺术的庇护下，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似乎离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常遥远。即使是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动荡，以及1994年开始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先后经历的“拉美型”危机，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都有几分隔岸观火的味道。
如今，次贷危机发端于充满金融神话的美国，蔓延到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欧洲，并祸及其他市场，不由使各国和各地区政府与市场人士都感受到震动和几分心惊肉跳。
回顾历史，金融危机大体上可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
在古代社会，金融风险所导致的危机通常是货币危机，并往往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例如，在中国，西汉末期王莽取得政权后，屡次改变货币制度，不仅打击了大地主和商人，也使平民带来重大损失，成为其政权崩溃的重要动因。
而在古罗马黄金本位时代，货币稳定也与国力密切相关。黄金的供不应求，使罗马暴君尼禄首次采取货币贬值，用同量金属铸成更多货币，此后300多年国家逐渐走下坡路，货币大幅贬值确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隐性金融风险造成非爆发式危机的结果。
进入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现代金融产品、机构的迅速发展，金融危机也更加多元化，很多情况下表现的是包括货币、债务、银行在内的综合危机。
16世纪中叶，金融投机开始出现萌芽。1550年代中期，法国掀起一股炒作皇室债券的热潮，结果法国国王享利二世于1557年宣布停止偿债，引发市场动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现代金融危机的雏形。此后，人们提得最多的便是荷兰郁金香热、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这三大危机。
自16世纪以来，所有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有金融创新的影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从事金融创新的根源，在于对金融风险的恐惧，或从中牟利的贪婪，而如果创新失去控制，则在引发的危机中，饱受新风险带来的损失。
金融创新的路径大致有三条，即金融产品、机构和制度创新。三者共同构成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金融创新是人们为追求新生存模式而不可避免的，由此要防止金融风险向危机的过渡，就必须在这三条路径上设立防火墙。
从金融产品创新来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之际，有两个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一方面，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应该掌握好。在以证券化为核心的结构金融理念产生后，华尔街的投行家便打开了“潘朵拉之盒”，经过投行的打扮，任何被弃如敝履的资产都能卖出去，从早期迈克尔·米尔肯的垃圾债券，到现在的次级债，共同特点都是基础资产质量存在问题。再怎么打包、重组、过手，这些垃圾资产的本质不会改变，小规模地以此类资产展开创新，可以满足少数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需求，如果规模失控，自然带来“过犹不及”的风险膨胀。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技术要避免滥用。随着技术与模型的复杂化，新型结构产品不仅让投资者难以理解，而且设计者恐怕也说不清其真实的风险收益结构。如过于追求产品技术的完美性，脱离了与现实风险收益的联系，风险被放大的可能性便会增加。
对我国来说，这意味着首先要坚决打好创新基础，以优质资产来衍生出新产品，不良资产始终只能作为补充。要注意优质资产是可能变化的，例如在住房贷款一级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未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很可能使原先作为银行优良资产的住房贷款，很多变为不良贷款，对此在产品创新中应充分估计到。
同时，处于创新初级阶段的我国，更不能追求过于复杂的金融技术，而先要创新出各种债权和股权类基础产品，避免好高骛远的发展。
从金融机构创新来看，核心问题是要关注混业经营的风险。在次贷危机中，许多欧美银行由于表外证券业务损失惨重，不得不压缩信贷业务，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紧张，这已是危机的萌芽因素了。应该说，在国内各界对混业经营的热情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次贷危机敲响了新的警钟，也就是必须充分估计到混业经营的风险。
对此，一方面各界要避免把混业经营作为“灵丹妙药”，而使这项改革走向极端。另一方面，国内银行适应混业经营的原则，不应该在于只是借机进入证券业或保险业，而是应着眼于扩大资本实力，增强其在商业银行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作为金融业的微观主体，所追求的依然是成为主营业务突出、专业优势明显的金融服务机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银行。
从金融制度创新来看，最重要的就是监管制度和创新激励约束制度。
一方面，在对次级债危机的剖析中，不管是机构风险隔离失败、评级机构失职等因素，背后都有政府监管的责任。面对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机构，各国政府都面临如何加强监管的问题。在我国，原本监管体系就亟待完善，加快创新的大趋势使监管改革的压力更大，某种程度上“监管先行”才能创立最重要的危机防火墙。
另一方面，政府对创新的激励约束政策，要关注经济周期性风险。产品创新本质上是对未来前景的看好，如经济背景逆转，则可能出现创新失败，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与次级债危机的关联，就是很好的例子。比如对我国来说，也就是在需要控制市场流动性时，不要鼓励推出增加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而某个市场投资过热时，适度约束能扩大行业融资规模的金融产品创新。
总之，金融活动是为了更好地利用风险，改善人们的生活，风险存在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的产生，在金融创新成为风险积累的主要途径下，建立多层次防火墙，避免风险积累和全面支付的危机爆发，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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