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上海人│会“做人家”的上海人
上海曾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近代城市制度的发祥地。但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精打细算、讲实惠、会“做人家”的习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
上海人说一个人“做人家”往往带有赞赏的含义，而不是单纯地指对方“抠门”，“做人家”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卑不亢的“小气”，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聪明消费”。花小钱享受精致生活，一直是老派的上海人引以为傲的生活技巧。
“做人家”的第一要义就是衣服要光鲜。上海女人精于生活，懂得花钱，很会过日子。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这在当年是不“坍台”的，相反会带来艰苦朴素的美誉。把喇叭裙改成一步裙，把马甲裙改成一件马甲一条一步裙，可以搭开穿，这就是上海女人的“花头经”。
在上海女作家孔明珠的记忆中，童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只要肯动脑筋，也能创造美的生活。她记得那时亲戚送给他们家一块当时很稀罕的“的确良”衣料，只能做一件衣服，但她三姐动足脑筋硬是裁出了两件，姐妹俩一人一件，出足了风头。
上海人的“做人家”还体现在买东西精打细算，货比三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物资匮乏，上海的布店经常会出售零头布。零头布若买得巧，可以做外套、短裤、马甲等。还有一种边角料论斤买，比如三角形的彩色织锦缎零料，聪明的上海女人不仅用它拼出窗帘、沙发套和被套，而且还节约了不少钱。
那时候上海的服装店里还有一种两面穿的双用衫，一面是咖啡色的灯芯绒，一面是宝蓝色的咔叽布，一衣两穿，很快便流行开来。如果家里有工人，还可以利用纱手套，一年可以省几副下来，拆开来染成红的绿的，再结成一件纱衫，让孩子穿。同样，劳动布的工作服也能省下来，改一下让孩子穿。那时候的棉毛衫裤袖口、裤脚坏了，一定会拿到修补店里去，剪下破损的部分，换上新的袖口、裤脚；有时在屁股处换一大块，有时接上一段，还可以穿上一两年。
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旧的衣服重复利用、缝缝补补之后，也舍不得扔掉。所有的布质的衣服、破床单、被夹里，到了无法再继续使用时，她们会按线缝拆碎，刷了浆糊褙硬衬，作为自制布鞋纳鞋底的主材。
所谓“千层底”就是把这些破布、破衣服用面粉调成的浆糊，贴在门板上，晒干之后，按照鞋样剪成一块一块，迭成一叠，再用纳鞋底的长针，一针一针密密麻麻地纳成。那年头男的穿松紧鞋，女的穿搭攀鞋，冬天则有蚌壳棉鞋。黑面白塑料底，三元六角一双的鞋，对多子女家庭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自己做就省多了。硬衬是鞋面的里衬，然后再配黑色直贡呢鞋面和黑色滚条，内衬白布。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保留着做鞋的手艺。
上海的女人善于持家，上海的男人也是很是能干的。那时候，节能的八芯煤油炉也是上海男人用废旧马口铁罐头敲出来的。金鱼缸是他们用三角铁焊成的，台式小日光灯灯罩、灯座是用旧铅皮做成的。弄堂里到处可见上海男人在做木工活，刨花随风轻扬——喇叭箱、小菜橱，床边柜、写字台、沙发……就是这样做成的。作为一家之主，打理房子，让一家人住得舒服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男人头上。
当年两口子的收入能有100多元就已经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如果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再养四五个，甚至六、七个孩子，就只能样样精打细算。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大多数人家都是算着钞票过日子，天天计算着油盐柴米、鞋头脚面，还拼命“轧”个三、五元钱出来，到银行里买“贴花”搞个有奖储蓄，一年能节约出几十元就很不错了。
“做人家”作为上海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的常用词，其中的微妙差别就在一个“做”字上，它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它几乎成了上海人的符号和标签。
为此，余秋雨在他的《上海人》一文中也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异。如今，不少人在谈及上海人的这种特殊生活方式时，或许会露出不屑的笑容。然而在打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上海人的生活智慧，上海人对物质消费的审慎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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