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jp 发表于 2021-3-12 18:00:54

阿拉上海人│会“做人家”的上海人


上海曾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近代城市制度的发祥地。但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精打细算、讲实惠、会“做人家”的习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
上海人说一个人“做人家”往往带有赞赏的含义,而不是单纯地指对方“抠门”,“做人家”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卑不亢的“小气”,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聪明消费”。花小钱享受精致生活,一直是老派的上海人引以为傲的生活技巧。
“做人家”的第一要义就是衣服要光鲜。上海女人精于生活,懂得花钱,很会过日子。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这在当年是不“坍台”的,相反会带来艰苦朴素的美誉。把喇叭裙改成一步裙,把马甲裙改成一件马甲一条一步裙,可以搭开穿,这就是上海女人的“花头经”。
在上海女作家孔明珠的记忆中,童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只要肯动脑筋,也能创造美的生活。她记得那时亲戚送给他们家一块当时很稀罕的“的确良”衣料,只能做一件衣服,但她三姐动足脑筋硬是裁出了两件,姐妹俩一人一件,出足了风头。
上海人的“做人家”还体现在买东西精打细算,货比三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物资匮乏,上海的布店经常会出售零头布。零头布若买得巧,可以做外套、短裤、马甲等。还有一种边角料论斤买,比如三角形的彩色织锦缎零料,聪明的上海女人不仅用它拼出窗帘、沙发套和被套,而且还节约了不少钱。
那时候上海的服装店里还有一种两面穿的双用衫,一面是咖啡色的灯芯绒,一面是宝蓝色的咔叽布,一衣两穿,很快便流行开来。如果家里有工人,还可以利用纱手套,一年可以省几副下来,拆开来染成红的绿的,再结成一件纱衫,让孩子穿。同样,劳动布的工作服也能省下来,改一下让孩子穿。那时候的棉毛衫裤袖口、裤脚坏了,一定会拿到修补店里去,剪下破损的部分,换上新的袖口、裤脚;有时在屁股处换一大块,有时接上一段,还可以穿上一两年。
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旧的衣服重复利用、缝缝补补之后,也舍不得扔掉。所有的布质的衣服、破床单、被夹里,到了无法再继续使用时,她们会按线缝拆碎,刷了浆糊褙硬衬,作为自制布鞋纳鞋底的主材。
所谓“千层底”就是把这些破布、破衣服用面粉调成的浆糊,贴在门板上,晒干之后,按照鞋样剪成一块一块,迭成一叠,再用纳鞋底的长针,一针一针密密麻麻地纳成。那年头男的穿松紧鞋,女的穿搭攀鞋,冬天则有蚌壳棉鞋。黑面白塑料底,三元六角一双的鞋,对多子女家庭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自己做就省多了。硬衬是鞋面的里衬,然后再配黑色直贡呢鞋面和黑色滚条,内衬白布。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保留着做鞋的手艺。
上海的女人善于持家,上海的男人也是很是能干的。那时候,节能的八芯煤油炉也是上海男人用废旧马口铁罐头敲出来的。金鱼缸是他们用三角铁焊成的,台式小日光灯灯罩、灯座是用旧铅皮做成的。弄堂里到处可见上海男人在做木工活,刨花随风轻扬——喇叭箱、小菜橱,床边柜、写字台、沙发……就是这样做成的。作为一家之主,打理房子,让一家人住得舒服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男人头上。
当年两口子的收入能有100多元就已经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如果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再养四五个,甚至六、七个孩子,就只能样样精打细算。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大多数人家都是算着钞票过日子,天天计算着油盐柴米、鞋头脚面,还拼命“轧”个三、五元钱出来,到银行里买“贴花”搞个有奖储蓄,一年能节约出几十元就很不错了。
“做人家”作为上海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的常用词,其中的微妙差别就在一个“做”字上,它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它几乎成了上海人的符号和标签。
为此,余秋雨在他的《上海人》一文中也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异。如今,不少人在谈及上海人的这种特殊生活方式时,或许会露出不屑的笑容。然而在打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上海人的生活智慧,上海人对物质消费的审慎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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