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中国经济改革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仍处于历史的时空隧道中。中国从过渡、建立到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大约经历了二十八年的时间。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8年以来，已经三十年了。但是，前面的二十八年中，包含了四年的“过渡时期”，两到三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三年的 “国民经济调整”，以及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是非常短暂的，即1953－195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而改革这个只用了20余年建立的经济制度，却花去了三十年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公认的时间起点，没有时间表，没有“最后期限”，谁也不可能宣布改革的使命已经完成，也没有人可以预见改革的终结时间。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中写道：“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一百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个隧道尚在被摸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可以用黄先生的话比喻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走过了三十年，依然处于一个历史时空隧道之中，只要没有行进到这个隧道的尽头，任何评估本身一定会有极大的局限性。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没有稳定参照系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前提是相对清楚的，争论不多，那就是对1949年以后建立的以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但至于如何改革，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没有类似改革的先例，不得不在中国之外选择改革的参照系，否则，不可能描绘经济改革的具体方位和远景。八十年代以来，前苏联、捷克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以及东亚的“四小龙”的历史经验，西方的成熟的市场经济，都先后或多或少地成为过中国经济改革的参照系。例如，中国的经济(工业)特区，是以“四小龙”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系的，中国现行的银行体系是以美国为参照系的，中国的股票市场则包含西方国家和香港的经验，中国正在创建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明显的 “福利国家”的痕迹。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改革的参照系从来没有稳定过，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从而，经济改革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模式，兼收并蓄。
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基于一种成熟和稳定的改革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传统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中国的经济改革却不是以一种成熟的和稳定的改革理论为前提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想方法。但是，决策者又需要对其主导的经济改革发号施令，并给予理论和逻辑的解释，这样，他们就要通过几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形成决议和文件，创造和总结出新的“提法”和“说法”。这是中国一大特色。过去三十年，中国形成了一套多得难以统计的 “提法”、“说法”、“概念”和“关键词”，它们之间，有的承前启后，有的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否定。不仅如此，在中国，正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相关理论的介入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它导致了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旷日持久的争论。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经济改革没有摆脱“说法”的束缚，不断寻求得到意识形态的解释，改革就会不断重复出现不是来自改革本身引发的“危机”。
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一个公认的“边界”。自改革初期，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再到2000年以后，不论官方、学界还是民众，对经济改革的内容界定都没有定论，也没有达成共识。八十年代，邓小平曾经在原则上提出改革是“革命”的论断，也就是说改革要触及原有经济制度的深层结构。但是，经济制度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经济改革启动之后，产生了自身的演变逻辑，并且具有强大的惯性，几乎没有可能任意地挑选和剪裁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实践不断地超越改革已有的“边界”，如同一场战争，从“有限战争”和“平面战争”演变到“无限战争”和“立体战争”，“边界”不断被突破，改革的过程已经从“指到哪，打到哪”发展到“改到哪，指到哪”。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企业重组、改制，从而要求建立资本市场。总之，经济改革的“边界”不断扩展，甚至以改革的名义装进了很多与改革背道而驰的东西，比如，计划、权力仍然很大程度地主宰着经济生活，需要通过改革解决改革引发的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和规划遭遇“可行性”的考验。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人们还可能讨论 “发展战略”，对近中期的改革和发展提出预测和规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有过所谓的改革“蓝图”。但是，这个时期短之又短，事实是，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即使穷尽哪怕是主要的变量也是不可能的，改革的实际过程和结果很难与初始的设计方案大体一致。如今，中国任何一个部门性的改革方案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医改和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就是例证。始料不及，住房商品化改革最终造就了中国的房地产业，导致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再分配。一个工程技术项目，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设计和施工方案，但是，对于一个变革性历史社会“工程”，提出任何不遭遇“可行性”的考验的“规划”和“方案”，几乎是奢望。假定中国经济改革有一个总体并包含技术细节的设计方案，即“一揽子”方案，那么，人们可以有评价改革的依据，或者说是设计有问题，或者说是施工有问题，或者说两者都有问题。遗憾的是，这个方法对中国改革早已经不适用。评估每项改革，必须做相关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困惑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改革的失衡。
中国始终并存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改革。1978年前后安徽农村的农业改革是从农民和基层开始，得到了决策集团肯定和接受，引发中国的农村和农业的历史变革。也有很多实例表明，来自“下面”的改革或者被决策集团否定，或者任其自生自灭。特别要注意到，中国确有一种“草根性”极强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不管决策者态度和反应如何，始终顽强存在。至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分为得到民众拥护和支持、民众无可奈何、民众加以抵制的三类情况。中国改革过程中，决策集团、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对改革成功、发展、停滞、失败产生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中国改革的顺利阶段，一定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改革比较协调的时期。但是，这样的时期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史中，并不是主要形态。到了现阶段，各种类型的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有话语影响的社会团体，也都日益加强了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力，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关系更加复杂。
中国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问题，需要靠政治和社会改革解决。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单纯和纯粹的经济改革。它不仅引发了政治和社会的正面变革，也导致了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公正问题、医疗制度不合理问题、教育产业化问题、持续的制度性腐败问题，不一而足。这只能证明经济改革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经济改革并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不能证明经济改革的失败，得出改革要停止的结论。贫富差距、税制、教育、医疗以及限制垄断等问题的解决，绝非经济改革力所能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需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还在积聚。此外，经济改革中，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也要诉诸政治体制改革。总之，在经济改革中发生的问题的责任，绝非由经济改革单独承担，出路是要将改革推进到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
中国经济改革从诉诸政策到诉诸制度。回顾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政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改革的举措，常常是依据一个相关的“政策”。然而，“政策”的本质特征是暂时性，即非制度性。伴随新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新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出现，“红头文件”影响力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经济改革已经从诉诸“政策”到诉诸“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金融制度、福利制度。制度就要稳定。问题在于，在改革中形成的各类经济制度，相当部分是移植于发达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就要不断地调整和改革。改革进行到已经不再是对已有计划经济的变革，而是改革正在形成的制度，是创新式的变革。这是质的变化。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三十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再有三十年也未必能够完成。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人们评估改革的着眼点，要摆脱长期形成的局限于讨论和评估 “政策”的传统。
中国经济改革本质上受制于全球化。经济改革的公认动机和结果之一是对外开放。在改革初期，结束封闭经济，无非是建立特区、吸引外资、增加出口。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放”演变为参与“全球化”，最有历史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加入WTO。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且高度依赖世界经济。中国是现阶段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受制于全球化，要服从开放经济体系的要求。例如，兑现作为WTO成员的承诺，改革经济制度的深层结构，包括银行体系、货币制度和资本市场。中国远没有进入使全球“中国化”的历史时期。当改革在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双重游戏规则左右之下，改革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界限日趋模糊，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完全取决于自己了，例如，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所以，从中国改革本身来评判中国改革是不够的。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调整和丰富传统的“国家主权”或者“国家安全”的内涵，要避免泛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的倾向，理性地评估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但是，经济改革毕竟不是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正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这要求全社会要接受中国经济改革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现实。不确定性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积聚的矛盾、天灾人祸，也包括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过去三十年中，全球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9·11”、IT革命、石油价格和资源价格的上升，都曾经给中国改革的环境造成了影响。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动，加剧了中国改革过程的不确定性。这种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在未来只会加大。例如，如果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就是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再比如，生态环境的变化既是国内的，又是全球的；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社会的；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既是长程的，又是刻不容缓的。所有的不确定性因素，常常不是单一发生的，使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难度和成本上升，终究会影响甚至改变中国改革的轨迹。
除了上述值得注意的问题之外，最终不能回避的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只有普世价值，例如，民众福祉的增长、对人的价值的承认、机会的平等、环境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的合理，等等，才是真正的标准，这构成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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