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哪里去了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然而，随着改朝换代，徽商好像烟消云散，不知所终了。18世纪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历史之谜。天朝帝国进入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乾隆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人口第三，科学技术也处在世界前列，江宁(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俱是人烟密集、金粉楼台的国际性大都市，徽商、晋商纵横捭阖，富可敌国。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到19世纪之后统统不见了。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船坚炮利、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一系列惨痛的记忆至今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大历史题材。
令人遗憾的是，国人对待这段历史，激愤有余，沉思不足。一个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流行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中国社会也会逐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因为据说17世纪之后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化历史进程是被列强侵略打断了。这种“打断论”在近年又衍生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不论者”以及“21世纪将是亚洲人世纪”的“亚洲价值观论者”。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18、19世纪中国这一段“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并曾试图对这一段中国历史做出解释。李约瑟博士终生研究中国科技（行情,资讯,评论）史，他被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所惊骇，同时又对中国近代的突然落伍困惑不已。这是有名的李约瑟之谜；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未能成功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作为鼓舞力量。韦伯的观点只能算是深刻的一偏之见。文化、精神、观念固然很重要，但不应过分夸大，这些因素是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韦伯的观点我们可以概括为“文化决定论”；汤因比、费正清等人提出“挑战回应”说，认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是西方外来的强力挑战与中国内部不断地被动回应、调整的过程。与“打断论”反其道而行之，“挑战回应”说恰恰认为是外来强力的入侵才启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与传统、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不断冲击不断调整的过程。这是一种“外因决定论”，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国人自主改革开放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当代学者顾准、李慎之认为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阻滞了其近代化过程，大一统的王权政治框架之下，产生不了基于西方城邦民主、民间自治、个性独立之上的资本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接近真理的内核。
而最能圆满解答中国近代化之谜的应当是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诺斯以“经济人理性”、“等价交换”这些浅显的经济学道理重新审视历史进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作为一个中国人，细读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技术与经济结构变迁》等著作，反观18、19世纪之中国，会为这艘东方古船怎样一步一步渐渐偏离世界近代化主流而震撼。
我们试以近代以前徽商为例，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工具，来探讨一下所谓“中国资本（行情,资讯,评论）主义萌芽”缘何萎缩的问题。这也是解读中国近代化之谜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辉煌：
腰缠十万贯 骑鹤上扬州
现代学者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1500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 “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独照扬州”，说的是人间仙境。“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说的是人生至乐。支撑扬州繁华的基础是什么？是盐务和漕运，而这两项业务基本都由徽商垄断。直到现在，扬州的说书人还有“这扬州城原是徽州殖民地”的说辞，扬州人以自己祖籍徽州而引以为荣。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乾隆末，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大宗出口商品当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大商人江春、鲍蔌芳、胡天注、汪定贵、胡雪岩、程量越等名震南北，雄居一方；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也曾“舟楫停阜，望之隐约城郭”。整个东南沿海凡是交易频繁的地方都有徽商出没，时人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红楼梦》前几十回中描写荣宁二府的豪奢只是盐商们平日生活的折射，就连乾隆也六下江南大有乐不思蜀之慨。众徽商为博得龙颜大悦，占尽风光，出尽风头。
财富的急剧增长带动了整个徽商所在地的繁荣。文学艺术方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书院、扬州画舫(豪华游船)、扬州瘦马(病态美女)由此大兴；扬州园林，所谓“二十四桥”，所谓“平山堂”，以瘦淡见长，不让苏杭；徽州建筑，徽菜庖厨，博采众长，大富大贵，巧夺天工；南北地方戏昆腔、弋腔、秦腔都以在盐商的庭院中献艺为朝宗，京剧艺术就是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而正式诞生的；徽商们的生活方式竞相开放，引领潮流，以致发契于徽商的早茶晚浴(早晨皮包水，傍晚水包皮)在东南一带成为一种时尚。
徽商的发迹，有多方面的原因。1.人文地理环境上，西晋、唐末、南宋三次大移民之后，整个江南，人口、技术、典籍大进大出，形成了开放型的南北杂交文化；尤其南宋建都临安，带动了对皖南地区丰富的木材、茶叶、药材、文房四宝等产品的需求；三条方便的水上通道新安江、长江、京杭大运河相互贯通，对外交往有交通地理优势；唐末后徽州地区人地矛盾开始凸现，人们被迫将经商做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民风民俗，陈陈相因，久而久之，徽州人视做生意为正途，反倒淡化了传统的农本意识；徽州本土经济得到开发后，社学、私塾、刻书纷纷兴起，人的素质逐步提高。从历史上看，徽商确有过人的精明之处。2.徽商兴起还有特殊的制度背景。改朝换代的强力，自然禀赋的优越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北宋王安石变法后，政府对盐、酒、铁、茶的专卖管制有所松动，官府愿意让渡一部分利益，弥补内盐有余、边关粮紧的赀货缺口。宋、明之际“以粮换盐”等政策直接刺激了私人贸易的发展，商行、市易务、经纪人极为活跃，纸币(时称“交子”)开始了全国性流通，实物税收越来越多地被货币税收所代替。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唐宋以后，大城市不断涌现，而科举取仕制度下，一致奉行地方官员异地委派制。官员们不得在祖籍或成长地方圆500里之内任职，因此地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排外倾向不很明显。徽商、晋商俱是行商，异地拓展业务的地缘、人缘条件基本上公平透明。
衰亡：
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坏船百又三十，焚及溺死者千又四百人。扬州文人汪中作《哀盐船记》。“悲夫：丛冢有坎，泰厉有祀；强饮强食，冯其气类；尚群游之乐，而无为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盐船大火后，徽商一蹶不振；到了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地区盐法改革，启用盐票，运销分离。盐商又遭重创；随后的十余年太平天国之乱，富庶的江南万木萧瑟，冷月无声；进入19世纪，机动船代替木帆船，海运代替河运，尤其津浦、沪宁、沪杭三铁路开通，徽州和苏扬一带地缘位置内陆化，苏商尚且在上海等开放口岸的辐射下转向实业领域，生发了近代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家，而徽州商帮、新安豪强们因远离外来现代化力量的撞击而永远成为历史的记忆。
从自身组织制度来看，徽商仍然属于封建商人的范畴。早期徽商是官僚、商人、族人三位一体的典型封建商帮。皇帝与州官相互利用，官府与商人相互利用。徽商奉行“朝里有人好发财”的亚细亚商业模式。商人们通过捐输、接驾等获得某种特殊地位及掠夺性利润。这种自身缺陷注定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怪胎。徽商长期实行的抓阄分家产不同于西方长子继承制，极为不利于资本积累(胡开文两代除外)，而且，宗法制排斥竞争、平等的商业观念；左儒右商，经济、教育、务商、求仕两张皮，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发展不配套；投资领域狭小，私权不保，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无法正常化；思想保守，恪守清淡，对新事物反应麻木。近代扬州盐商还发生过聚众抵抗修铁路的怪事。
从整个制度背景上看，徽商之衰亡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按理说，自西汉桑弘羊《盐铁论》以来，统治者就已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性，但一致奉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铸钱控制等政策，兴办工商业只是为了充实国库。盐铁官营由于官员贪污，豪族霸占，使腐败的官商许可证制度实在是无以为继。迫于无奈，集权纲绳才稍微放松一下。但始终只许官府“理财”，不许百姓“言利”，民间的发展权被剥夺殆尽，发展的底线是不危及统治制度之稳定。王权框架之内历朝历代的所谓改革都只是“假改革”，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起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监督系统。在漫长的几千年中国集权社会里，民间工商力量屡兴屡衰，甚至有过徽商这样的硕果，但一旦政权稳定之后，一旦短暂的利用交换功能完成之后，官商一体的蜜月也就随即结束了，改革、发展的边界也就到头了，制度创新的步伐也就停滞了。皇权一统、等级秩序、官本位、牧民意识、权力集团等正式组织和正式制度对等价交换、家族经济、民间力量、个性自由这些制度、观念的创新从根本上无法相容。亚细亚式的全能主义国家所内生的保守、封闭始终将私商行会、对外贸易看作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异己力量，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让权于民，让利于民，“末业”、“末民”均需加以严格管束和抑制。
在这种制度下，商人们继续从事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大大减弱。晋商、徽商等老式商帮做生意的路子只能是与某权力集团抱成一团，依附权贵，结成一个黑箱式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心里也清楚，皇权至上，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自己的财富再多，皇帝老儿一句话就可使你家破人亡。大盐商江春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因此他们有了钱之后就尽搞些捐官买爵、兴建牌坊的事，养起了扬州八怪、扬州瘦马、昆曲艺人。财产权利和身价性命没有安全感，还搞什么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只好去把钱用在古里古怪的畸形消费上。徽商的衰亡表明，即使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财产权利(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萌芽”也终究夭折。法律制度和宪政秩序上的落后，最终使得中国的商人资本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商人未能转化为企业家，士人未能转化为知识分子，科技未能转化为生产力。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权结构，容不下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因此，每当改朝换代之时，商人、士人这些“皮毛”之辈便烟消云散，不知所终了。
追问：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当徽商消失的时候，18、19世纪的地球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虽然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被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但实质上还有更复杂的制度原因。意大利人早于英国170年前就发明了蒸汽机，而工厂制度早在14世纪就在意大利出现。当时的威尼斯兵工厂有2000多工人，用流水线装配一艘大船只需1小时。但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意大利？因为意大利还没有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威尼斯兵工厂只是一家典型的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也压根产生不出企业家。再仔细看英国。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后来将蒸汽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是詹姆斯?瓦特的儿子小瓦特。小瓦特与其父不同的是，他不仅是技术专家，而且是个企业家。他与商人马修?波尔顿合作，经营索霍铸造厂，把蒸汽机批量生产，推向市场。英国工业革命实则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发动的。那么企业家、发明家、工业革命这些宁馨儿为什么偏偏降临在英国？诺斯的研究发现，当时英国是世界上首先建立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也是率先限制王权，君主立宪及实行普选制、责任内阁制和人身保护法、定居法等法律制度的国家。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又是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欧美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之路。整个19世纪，中西方国家由于制度上的差距，其现代化进程也大大拉开了距离。
那么，新中国以来的半个世纪，徽商的后代们都干什么去了？他们作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被牢牢捆绑在土地上，仅“外来人口”和“农村户口”两道门槛就令他们难以跨越；割尾巴，打击投机倒把，农民们长时间被隔离在市场之外；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发展政策也只是为了就地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个私经济始终受到有形无形的抑制。民营力量的兴起仍然缺乏土壤和气候。
按理说，安徽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但安徽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问题在哪里？可将安徽等省的问题归结为“中部板结”。“板结”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专制主义文化根基深厚，公社制的传统色彩过重，计划经济的遗留太多。许多皖南人自豪于自己厚重的文化优势，我却只看重两点：其一，徽州人穷则思变、追求剩余的冲动，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胆魄；其二，戴震朴学反儒、启蒙的创新精神，平民立场、人文关怀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两年，大家都在谈论区域经济模式的创新问题，皖南人能否以上述两点为核心公式走出一条新路子来？当然，问题不那么简单，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主的“两个转变”之后，尚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为主的“第三个转变”，这是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对安徽经济振兴有六个字的建议，曰：民营化，曰：市场化。只有市场化而无民营化，就有可能滑入坏的市场化，徽商的兴起就是例子；只有民营化而无市场化，民营化就无法展开，徽商衰亡就是见证。沉湎于“祖上也曾阔过”的自慰中没有出息，有道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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