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自由市场经济：夭折的冲动
1920年代初，由商人发起的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诉求的自由主义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当时商人们的选择却对后世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20 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平淡无奇。之前的上一个十年，有辛亥革命、保卫共和；随后的20年代后期则是北伐战争、国民革命。都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唯有20年代前半期，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是，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的角度看过去，却会发现，这几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表面上看来，这段自由主义的历史仅仅是昙花一现，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遗产，但我却相信，假以时日，这段历史同样可以成为中国建设自由社会的传统资源之一。
商人主导的自治运动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先后制定实施。辛亥革命以后，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快。这大大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工商业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增，但可惜战争也阻碍了交通，增加了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的困难，因此，战争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受到了抑制。不过，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旧，同时，战争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复存在。于是，1919年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份。那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极其繁荣”，成为“创纪录”的一年。
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推动着中国国内商人阶层自觉意识的强化。反映在政治上，进入2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
当时的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内部动乱，尤其是大小军阀之间的战争，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们痛感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呼吁国家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稳定。胡适等人在《努力周刊》上提出建立“好人”政府，代表了商人阶层对有效政治制度的吁求。
在西方，自由主义首先意味着个性的解放和公民个体权利的伸张。在2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虽然开始发展，但个性解放却往往被地方自治所代替。在20年代前半期，中国好几个省份的自治取得很大成效。湖南甚至制定了省宪法。联省自治成为重要的政治思潮。
1920年初，自治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几乎赢得了所有选举的胜利。地方政府的地位大大加强，地方精英成为自治运动的主导力量，商人的作用尤其显著。在各地，商会都成为具有核心意义的社会组织，不仅在市政管理中，在省一级的议会中，商会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随着商人作用的日益增强，商团也开始大量涌现。商团就是商人出资建立维持的武装力量。1916年，政府曾经颁布条例，严厉限制商团。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要求废止这一条例。显然，商人要求掌握自己城市的命运，以尽量减少战乱的威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口商会还以欧洲当年的汉萨同盟为例，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共得安全。
但商人们并不是在向无政府方向发展。他们依然想要一个有执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商会先后提出很多议案，要求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克服种种的社会流弊和危机。尽管他们致力于实现自治，但他们同时也强烈意识到一个有效的全国性政府的重要性。
银行家作用突出
在帮助政府树立权威、稳定政权方面，银行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银行家是商人团体中非常杰出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具备了世界级银行家的水准。这些人往往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不但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进步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奉行逐步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方针。“则自不能不于无可进步中以求进步”。希望逐渐能够让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依旧严重，同时，外国银行的势力有所减退。这使得中国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家的地位大大提高。他们大量经办政府的借款。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精神，他们用这种团结精神和政府的无效和错误作斗争。
银行公会是银行家们的自治组织。1920年代政府对银行借款的依赖，推动了银行家对政治的干预。有意思的是，银行公会的作用看起来非常类似于当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在借款给政府时，往往附带许多改革性的意见，要求政府接受。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提醒政府，如果要获得资金，就应该缩减军费，调整国内借款，实行币值改革。总之，要求政府做出政治上的变革和让步。1921年1月，中国银行家建立起了自己的银行团，这表达了银行家们支持政府的意愿。不久，银行团给政府提供了好几笔重要的贷款，但同时也再一次强调了政府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在银行家的推动下，政府作出了承诺，同意设立改革币制委员会，并整理了政府债务，制定了长期还款计划。
当然，银行家的努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他们的力量也远远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短短几年之后，银行家就不得不放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
与虎谋皮的自由主义
上海的商人由于实力突出，并且紧邻租界，在自治方面走得更远。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宣布独立。以往的类似行动往往意味着国家的动乱和地方割据。但这次的上海商人独立，并不是建立在领土占领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商人们所做的，其实仅仅是宣布与信誉扫地、无法信赖的中央政府的决裂。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以此来实现地方上的民主和自治，并进而实现理想的公共秩序。
许多人对上海商人的独立表示嘲笑。他们认为商人们太天真了。“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根本已错。”确实，商人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们的独立甚至没有得到政治势力的认真对待。不待军阀们有所动作，商人们的自治组织就流变为目标有限的联合会，仅仅满足于减少军阀战争的危害。
种种的建立自由主义体制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效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商人们的努力方式。他们的做法往往是谈判、协商和妥协，公开发布文告，通过各种宣言，这些方式的确符合自由主义的本意，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表现，但在20年代的中国，这种方式被人讽为“与虎谋皮”也是非常自然的。但那些采用更激烈方式的人又怎么样呢？也许，在短时间内，他们取得了商人们无法企及的政治成功，但从长远看来，他们并不成功。他们无非是把中国固有的治乱循环再次重复而已。
相反，倒是商人们遭到挫折的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总有一天，人们要再一次面对20年代的商人们曾经面临的问题。而当他们寻找答案时，当初那些商人们的选择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这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商人们提供的最大教训可能就是，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由社会建立的基础条件。在一个缺乏基本共识和基本稳定的社会中，实现自由、自治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可能格外困难。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政权在市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可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虽然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国家往往也会成为自由最大的阻碍力量。也许可以说，在不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会，人们注定就要面对这种困难的两难局面。身处两难局面的人们会找到出路吗？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取决于人们的努力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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