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源关联安全与中国对策

zhujp

·编者按·

　　中国南海主权、湄公河水权等问题引发了东亚和东南亚多国的政治争端，虽然没有爆发传统战争，但是资源安全日渐凸显。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预言，在新世纪，自然资源将继化石能源之后引发世界大战。大西洋学会（Transatlantic Academy）在不久前发布了题为全球资源关联安全（Global Resource Nexus）的报告，站在大西洋两岸欧、美、日等国的立场上分析了全球能源、水、食品、矿物、土地等五大资源市场的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关系，资源产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这些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意识到市场公平、人权和环境保护，对传统市场上的主要力量发出挑战。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无法平衡各方发展利益，势必导致局部地区的战争和无政府局面。为此，应该构建更为全面和均衡的国际治理框架，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人权和环境安全纳入政策框架。那么，全球资源关联安全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生态经济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主题为“全球资源关联安全”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提出了资源安全内涵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来自跨大西洋学会(Transatlantic Academy)的菲利普（Philip Andrews-Speed）教授就资源安全的市场、战略和本地化进行了深入阐述。

　　国务院参事刘燕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郭克莎、国开行专家委员会专家汪子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长于宏源等对中国的资源安全、中国经济转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现在所说的资源安全问题，有三重内涵。首先是数量上的，就是绝对量上的安全，这是属于资源安全的第一个内涵。第二是资源的质量，我们现在所说的质量有很多，例如矿产品的品位即有效成分的含量，但这里最主要指的是由污染所引起的质量的退化，比如研究水污染，从数量上看有水，但是水被污染了，质量上不可以用。第三种内涵就是经济价格上面的，数量上没问题，也有好的品质，但是我们由于一些政治的、经济的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价格非常高，消费者支付不起。在垄断和操纵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价格问题。

　　价格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第二是需求拉动的价格过度攀升。第三就是监管不到位，组织操纵造成价格上的问题。

　　资源安全，主要是数量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就这么多，用了就没有了，可再生资源尽管可再生，但是可再生的规模也是有限制的。比如森林，它是可再生的，但它每年再生的数量是固定的，不可能太高，再生的量也只有那么多。当然有些资源，像大气，是固定的，不存在可再生的问题，但是量是恒定的，不可能增加减少。像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对资源的一种占用。我们现在所做的资源安全关联，就是这样一种内涵，有三重含义。



三重内涵的关联性和传导性

　　这三重含义里面，有一种关联性和传导性的问题。所谓关联性，比如养殖安全，含有水、土地、能源的资源要素，它是相互依存的，并不完全统一，有水没有土地是不行的；光有土地，像沙漠，没有水也是不行的。有能源没有用途，或者属于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能源也是不可以利用的。我们有水、有土地，但是没有光照，没有这样的自然能源，我们这个资源也是不可以用的。所以它应该有这样一种关联属性，它并不独立，就是说我们的资源并不独立，它是相互关联的。

　　第二个问题，它的传导性问题。这样一个传导性表明，有一个出现安全问题以后，它传导一系列的安全。水安全问题，没有水就造成干旱，土地资源就失效，土地资源的安全和粮食安全，这样它就可以通过关联进行传导。这样的传导表现出，资源安全有短板效应。短板效应，指资源的安全程度受制于最脆弱的资源，我们可以有很多资源，有很广袤的草原，但是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水资源。正是由于水资源使得我们这样的安全问题出现这样的短板效应，土地资源很多，没有水不行。所以资源安全有关联性，有传导性，还有短板效应。

　　对中国资源的关联问题我们还可以再做一点考察。由于现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和人口因素，中国的多重安全因素并存，也就是说，资源关联安全应该是一种整体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安全，不是单个因子的安全问题。这个关联安全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人均的资源占有量是低的，总量上面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总的数量，我们只有18亿亩耕地或者更低，有量上的约束，所以就存在粮食安全的底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水质，还有现在关注不多，但是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三十年、五十年可能都清除不了，质量的退化，有水、有土地，什么都有，但是由于这样重金属的污染，最后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使得我们没有吃的。所以，质量的安全也是存在的。

　　关于价格安全，很显然，中国对大宗资源市场没有定价权，国外铁矿石说涨价就涨价，涨45%，涨60%。去年在巴西，有一个人对我们直接讲，说你们中国现在是在掠夺我们的资源。我跟他们说，这个讲的肯定不对，第一，没有穷人来殖民富人的；第二，我们要是殖民者，价格能由你们说了算吗？当时铁矿石说涨价就涨价，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没有定价权，铁矿石我们虽然有，但他们的品质比我们国内的高，含铁量60%以上，而且定价权没有在我们这儿，所以存在经济的问题。

　　所有这些量的、经济、价格上的，最刚性的还是属于数量上的，如果做一个评估，刚性约束占我们安全的第一位。水、土地的数量是最主要的。



中国的短板

　　如果用短板效应，中国的短板效应在哪儿？现在都讲能源安全问题，真正的安全还是水的安全，水安全是属于资源关联安全的短板，我们说能源安全是一个生活品质，如果没有能源，我们现在所有的现代生活都难以维系。但是没有水，我们生存都难以维持。所以水的安全是一种生存安全，能源安全是一个生活品质的安全。当然有人说，只要有能源，可以将海水淡化，源源不断的提供淡水水源。但问题在于：这个命题似乎不成立，因为不可能有足够的能源淡化海水供人类生产和生活使用。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水资源的安全是中国安全短板，因为我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不均匀，水污染严重，洪涝灾害、干旱，每年损失都非常巨大。

　　所以，中国这样一些资源关联安全的短板关键的因素还是水。现在污染的问题，看起来确实是触目惊心，但是现在好像也是司空见惯。

　　回顾1992年和2010年，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和森林开发的情况。整个珠江三角洲在1992年就是改革开放前十年基本上没有开发。经过二十年的开发，我们整个土地资源，整个地貌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的压力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由于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我们现在的资源安全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关联安全实际上是资源关联安全，它存在权衡需求的问题。我们说，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我们可以种植能源作物来生产生物柴油，生物燃料，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保障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怎么办，因为需要土地和水。所以，在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之间，我们存在权衡取舍的问题。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同样也存在权衡取舍的问题。

　　为了保障能源的安全，我们开采煤矿，造成地下水系的破坏，地下水系是由地质年代形成的，这是三十年、一百年都不一定恢复得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的生态系统和粮食生产都受到严重的制约和干扰。现在山西实际上就是由于这样一种能源的不科学开采、过度开采，使得整个地下水系受到破坏，它的生态系统和粮食生产安全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资源安全的全球含义

　　可以看到，首先，中国经济对外的依存度非常高，中国的许多初级资源，例如石油、铁矿石乃至于大宗农产品，对外有较高的依存度。我们的石油进口，对外石油依存度是57%，2011年铁矿石进口高达6.9亿吨，食用油原料大豆基本上都是靠国外进口。所以，对外整个依存度非常高，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非常大，但是我们没有定价权。

　　比如大豆，相对于2010年，我们实际上减少了4%的进口量，但是我们的可支付价格增加了近20%。原油，我们进口了2.6亿吨，相对于2010年只是增加了6%，但是我们所支付的费用增加了45.3%。中国没有定价权。美国可以稳定原油的价格，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能力，只是被动的接受。油是最为明显的，粮食产量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源关联安全的影响绝对不可以低估。

　　资源安全的全球性。对中国的气候安全问题，气候容量。由于中国历史的气候变迁和现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变化使得我国西北地区的气候容量进一步萎缩，气候移民不可避免。陕西在2011年启动了一个为期十年的240万人口移民，显然是气候容量不足以支撑如此大量的居民生存，只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宁夏地区的气侯移民也已进行了十多年时间了。现在的极端气侯事件，洪涝干旱等，海平面上升，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海平面上升，这是一个事实。（图1、图2、图3）对沿海低洼地区经济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气候变化问题导致了国际贸易摩擦，比如欧盟航空关税，边境调节税问题，也涉及能源安全，这样的安全不仅仅是国内的，在国际上也存在这样的安全问题，就是气候移民问题和气候难民问题。发展中国家如果出现气候难民的话，对世界显然构成一种安全的因素。水、粮食、生物、能源的安全，一个地方的一种安全，造成关联的传导影响，也可能构成一种国际的全面的安全问题。

　　大宗资源产品的供给，包括粮食、石油、矿石，例如2011年进口2.94亿吨（原油+成品油），都要通过海上运进来。但航运、航海的安全问题同样非常严峻，还有海盗、海洋权益的争端，地区的军事冲突，都对大宗产品的运输安全构成很大影响。

　　全球资源关联安全，对中国来讲确实是需要摆到议事日程上，需要整体考虑。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在全球层面，有一个国际治理构架，有国际合作，这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考虑的。所以关联安全是一种全球性的，需要有一个国际治理构架。气候变化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生态安全问题，中国必须要参与其中，而且要有话语地位。这样，我们才可能将资源关联安全通过法律的构架得以体现和保障。

　　当然，除了国家以外，在地区层面的合作，双边的合作，多边的合作，必不可少。

　　从资源关联国际性讲，需要有应对战略。在国际层面，必须要参与国际治理，参与国际经济定价机制，参与国际的治理构架，国际治理的机制构建。在地区双边层面要有对话、交流和合作，这些是属于资源关联安全必须有的国际视野。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必须要有国际应对的策略。

　　对于国内的应对，质量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外来物种入侵，污染物排放、监测、管理，这不光需要监管，对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必须要尽快地、有规划地治理。这只是质量，数量是属于绝对量的刚性约束，需要我们一定要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因为中国如果不利用两种资源的话，中国国内这样一种资源绝对是不可能满足我们国内需要的，中国必须走入世界。去年我们到赞比亚参观考察了几个铜矿。赞比亚的铜矿铜的含量在2%-13%。中国公司在赞比亚开采的铜矿，是属于英国人开采以后废弃的铜矿，含铜量2.5%，我们国内江西的铜矿含铜量是1.5%、1.6%，这个就需要走向国际。按探明储量的储采比计算，中国石油的储量只可以用11年时间，如果不走向世界，中国这样一种资源的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

　　另外，我们生产和消费必须要绿色转型，转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样才能够保障资源安全。而且要形成这样一种资源关联安全意识，不是一种因子的安全，而是多种资源因子的关联安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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