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眼中稀奇古怪的中国富人世界

嘉定小人物

Buddhist billionaires: The bizarre world of China's super-rich

佛教徒亿万富翁：中国巨富们稀奇古怪的世界

作者：马可斯·黑斯廷斯   翻译：北洼  英国《每日邮报》2008年2月17日




高大的院墙和保安看守的大门内，在北京郊区矗立着一座名为和乔丽晶的巨大公寓建筑。公寓入口处挤满了宝马和美洲虎等牌子的汽车。接待室的一块标牌上写着：“中国一流的豪华公寓建筑。”这是中国新商业阶层居住的华丽城堡中的一个，他们以令人目瞪口呆的规模获得并消费着财富。

中国农村地区的平均年收入为236英镑，但是如今在城市里有68个亿万富翁，而2006年只有27个。一些人是通过制造业致富的，另外一些则是通过电子、房地产、贸易，或者农产品――像曾经销售猪饲料的刘永好，他的新希望集团现在是为奥运会提供猪肉的官方供应商――等行业致富的。

有1万个中国人的个人净资产超过了5百万英镑，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居住在和乔丽晶公寓。这所建筑是如此奢华，可能英国彩票中奖者都会在它面前退缩。一位名叫慧（音）的北京女商人带领我们参观了她位于8楼的豪宅。

豪宅装修和设施极尽奢华，省略……

我们的女主人是一位47岁的矮胖妇女，她是通过经营医药品致富的，同丈夫离异后和她22岁的女儿住在这所豪华的公寓内。她驾驶着一辆玛莎拉蒂牌的汽车，笑嘻嘻地告诉我时速已经达到了140公里，在当地的经常发生堵塞的交通系统中，这个速度可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克里斯汀·迪奥和路易斯·威登应该朝她微笑，因为她是那种喜欢鱼子酱的顾客。我问她是否幸福，她咧嘴笑大笑。“我热爱我的生活，”她说。

她后来发现了宗教，在她的公寓里设立了佛龛。“在我没有信仰宗教之前，我总是感到压力很大，”她说。“现在，我的佛教大师告诉我应该更加放松些，我也确实做到了。佛教让我懂得了我的命运。我成功就是因为我的命运。如果你生在一个贫困家庭，那么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每当我遇到问题，我的佛教大师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看来问她是否她的佛教大师是否会收取谘询费是一个很无礼的举动。她说是在佛教大师的敦促下涉入房地产行业的。她现在就在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雇佣的劳动力很快就能达到100人了，并在考虑购买一处带有花园的乡村的房子。

不出意外，她对中国政府表示出很大热情，她说：“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允许我们发展我们的事业。我喜欢他们。“我十分诚恳地告诉她，她的公寓令人生畏。她喜气洋洋地说：“我的佛教大师告诉我必须减肥。”她的佛教大师说得对。

中国的新富人已经开始了一场消费狂欢活动，这让他们萌发了去香港免税商店购物和到亚欧大都市花钱买乐子的想法。当我和一位名叫陆雅美（音）、身穿貂皮大衣的独具魅力的39岁女人交谈时，她指着一条卡地亚牌的项链，腼腆地微笑着说：“我刚刚买的，把它当作自己这样辛苦工作的一件礼物。”

雅美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当她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丈夫在旧金山工作时，她在那里生活了三年时间。回到中国以后，她开始为富人的孩子们创建幼儿园，现在已经有40位员工，其中10位是从美国引进的，向她100位从三岁就开始接受语言课程教育的学生们教授英语。

当问道是否其他人会担心新中国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时，雅美说不会。“你怎么来界定什么是富有和什么是贫穷呢？”她反问道。“如果你合法地挣钱，你就有权拥有它。我只是希望充分利用我的潜能。”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发疯般地工作。她告诉我，上个星期六她一直工作到凌晨5点。

她和丈夫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其中一所专门用来商业招待。她非常专心地观看电视和阅读杂志，为的是在重要的宴会上能排上用场。她有时也会自己动手做饭。“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妈妈会烧菜。”

她最近开始做一种新生意，经营专门针对富人的欧洲健康产品。她说她小心翼翼地安排自己的行程，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地陪伴她九岁的双胞胎孩子过周末。她和她的丈夫已经制定好了孩子们的教育计划。中学毕业之后，他们就会被送到美国的大学，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的。“那是一个能给你很多机会的国家，”她说。大多数中国富人现在都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国外待上几年时间，为的是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她说她现在发现，同1980年代相比，中国的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困难了。“竞争是如此激烈。但是如果你足够顽强并得到了合适的产品，你就能成功。”她说。

省略……

在购物方面，王江民无法和雅美或者慧相比，但是他确实更加能够挣钱的人。他是一位57岁的电脑奇才，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已经创建了一家使他进入超级富人行列的反病毒软件公司。当我进入他位于北京的并不矫揉造作的会议室时，一开始我误把他当作为公司总裁的提包的人了。王是那种典型的白手起家的人。由于儿时患有小儿麻痹症，他无法到正规学校接受教育。

然而，他在父亲工作的工厂内专心致志地钻研技术。他成为了一名合格地电子工程师。1986年，他利用中国新出现的商业自由的环境，同8位雇员一起在两间小房子内创建了一家公司。在其后的20年时间里，他一直担任使他致富的产品的首席设计师。

今天，他专注于在全世界销售他的软件产品。“我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这位温和、令人不禁产生同情心的男人耸了耸肩说。“在中国，有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如今，人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赚到花费了我20多年的时间赚到的钱。”

他讲述了他一些惨痛的错误――尤其是在因特网领域一次不成熟的大投资。他是一个非常专心工作的人，他说自己太忙以致于没有时间花钱。只有参加计算机会议时，他才出国旅行。和一些喜欢挤到奢侈品商店的中国消费者不同，他说钱对他算不了什么，现在他有足够的钱购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唯一的消遣是有时去钓钓鱼。

当我告诉他我也喜欢钓鱼时，他愤愤不平地说起来了在北京城外的湖泊钓鱼的价格：“一些地方钓到不到一磅重的鱼时就要收你60便士！我更加喜欢那些收你3英镑，但是却没有重量限制的地方。”当我建议他到他儿子曾经学习了4年的加拿大去钓鱼时，他反问道：“我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啊？”

许多在过去几十年间的贫穷和恐惧时期离开中国的海外华人，都正在回国分享中国新繁荣景象的荣耀。但是相比之下，王的儿子认为他可能考虑留在加拿大。他的父亲并没有表示反对。他表示他无意创建一个世袭家族企业。“如果那是他想要的，就随他的便吧，”他说。

对于中国迅速的经济和工业崛起，王江民认为西方人害怕的程度超过了他们原本需要担心的程度。“作为制造业者，我们占尽了优势，”他解释说。“但是作为创新者，西方依然遥遥领先。”和其他厚颜无耻地炫耀他们财富的富人不同，王不太愿意提及他的财富。他说有钱的乐趣比他还是一个工厂小工人时所认为的要更少一些。

“现在我们富人阶层要缴纳更多的税赋。我已经分别向一个基金和一所大学捐献了100万和200万人民币。我们正在回报社会，创造就业岗位。我只是为我所在的行业还是像以前那样迅速发展而感到幸运。”如同那么多21世纪的电脑巨头们一样，企业依然是这位简朴和专注的男人的所关注的重点。他试图通过多元化经营使自己感到更有成就感的做法没有取得成功。

“我买了两家饭店，”他抱怨说。“大约雇佣了200名员工，但是它们都没有赚到任何钱。”难道他甚至不享受在这两家饭店进餐的乐趣吗？他摊开了双手：“我并不在乎吃什么。坦诚地说，我更喜欢快餐。我不想将时间浪费在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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