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给新左派一记响亮耳光

榕树下乘凉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在28年改革的历史中，产生过这样那样的争议，改革的早期，争论过安徽“傻子瓜子”的问题；开办经济特区时，争论过“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开局之时，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改革如果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衡量，不仅尚未完成，而且还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复杂问题，改革的应该进入更深、更宽的层面。一些人跳出来，利用当前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妄图给改革施加压力，部分人甚至诬蔑深化改革是“颠覆DANG和ZHENG FU”，把历史重新带回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期。这些人武断的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可以称之为“新左派”。

今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发表讲话的要点就是：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文章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现在，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和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同时又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保障，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篇社论全文的落脚点，就是要克服一切阻力，把改革在更深、更宽的层面继续深化下去。这个基调，给了“新左派”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个人认为这记耳光煽得及时，煽得必要。那些“新左派”、“妖魔教徒”、“哄客”应该牢记这记耳光。

“左”是一种习惯势力，1957年开始，我国就在犯“左”的错误，1958年搞“大跃进”，结果使人民生活更困难，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连吃饱饭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要说别的。虽然1962年以后经济逐步恢复，但是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搞就是十年。这十年，很多老干部、专家、学者遭到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为“走资派”、“大汉奸”。这十年，出了很多怪东西：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但事实上，那里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文革结束，但中国还在“左”状态下徘徊了一两年，影响新中国达到三十多年，可谓根深蒂固。

虽然1978年小岗村的农民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但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是在1980年才真正全面开展。从1981年－1983年这段时，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起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是在1984年－1988年这段时期。这段时期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多元，平均每年在21.7％。实事求是的说，这段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段时期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上，另一方面是在经济运行上。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是1984年安徽“傻子瓜子”。他雇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问题就出来了，很多人说他赚了一百万，又是“雇工”制作和销售，算不算“资本主义的苗”，主张要“动”他。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办经济特区时，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但是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经济运行上，主要问题物价波动比较大、重复建设比较严重，因此经济改革在1989年起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一直延续到1992年，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治理。

从1992年起，改革进入一个攻坚阶段，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阶段取得的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生活条件的改善，国际地位的提高都是胜于雄辩的事实，无需重复多说。从宏观上来看，这个阶段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是：
1、各行业、各个经济领域之间改革的进展不均衡，行业差距大，城乡差距大。电力、通讯、稀有资源等垄断行业与纺织、冶金、制造等行业差距逐年扩大；
2、改革的推进与思想观念转变之间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现阶段的国企改革，只是简单的停留在调整隶属关系、放权让利上，并没有真正实现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的积弊，只想转换机制而不打算改变制度；
3、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步调不一致，后者严重滞后于前者。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行政体制也应当相应进行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4、法律制度建设落后。国家在宏观上对市场的调控，主要只能采用间接的手段和办法。但在法制建设这个部分，我们还比较落后。首先，立法的范围很不全，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企业市场行为的法律。其次，许多立法不是由立法机关专门组织起草，而是由各主管的部门负责，部门权力利益的痕迹往往十分明显。“政策”和“法律”的界限模糊不清。

这段时期暴露出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城市和农村之间。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比2004年增长9.6%；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5.5%，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6.7%；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的标准，2005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比2004年末减少245万人。以上数据显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3.22倍。

在改革出现困难的时候，人们总会出现一点留念过去的情况，“左”这种习惯性势力又冒出来，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认为市场化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犹如当年文革一般，把专家学者都戴上了“美国中情局内应”的帽子，说继续改革会被“西化”，被“和平演变”。有人认为改革不到位，有人认为“精英”制造了假改革。怎么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靠运动来解决？靠反右能解决？靠批判私有化和市场化，能解决问题吗？

我不知道“改革失败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仅以教育、医疗的改革论成败，这无疑是一个没有全局观的论调。这些“新左派”怎么可以无视13亿人口依靠自力更生解决吃饭穿衣，并在2003年迈过人均GDP1000美元大关这个事实。其次，改革开放以前绝对贫困人口是2.5亿人，贫困人口当时是4亿，占四分之一，2005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占13亿人口的1.81％。尽管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贫困人口也是在逐年减少，仅在2005年农村人口比2004年减少245万。中央在整个“十一五”期间的重点，是“建设新农村”，其目的，就是在更宽的覆盖面上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不是纠缠在城市。那些喜欢在网上谈论改革失败的人们，不要忘记中国到现在还有9亿人生活在农村。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固然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并且我们的胆子还有大一点，只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谨慎一点，及时总结经验。怎么总结经验？在这种实际需要下，2006年3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召开，这是一个纯学术性质的研讨会，不代表中央的决策。网络上把这次会议称为“西山会议”。

“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会长高尚全在会议开始时，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要建议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所以，《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千呼万唤始出来”；二是建议更加关注困难群体，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的差距；三是建议建立调解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体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合理合法的表达利益诉求。

“西山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四个：1、宏观改革走势；2、农民土地和农民工社会保障；3、医疗改革；4、教育改革。

在宏观经济走势这个议题的讨论中，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要放松对价格的管制”上。反对放松价格管制的人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但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无法解释，也说不清。更有好事者连放松对什么的“管制”都没搞清楚，张冠李戴的乱批一通。

物价问题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说直接点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价都由国家规定。早在1988年，因为要不要放开粮食价格产生过争论。当时因为粮食收购价长期定得过低，城市的销售价又不能提高，导致销售价格倒挂，就是“倒贴钱”。那么倒贴的这部分谁来买单？由国家来补贴。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财政背上了很大的包袱，1988前国家每年用于补贴物价的开支达到几百亿元。当时放开粮食价格时，曾经出现过“抢购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理顺了粮食价格，使农民提高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产量增加，并没有出现粮食供应短缺的情况。到了96年，粮食的产量使国家的原有的粮仓都不够用，不得不修建新的粮仓来储备。咱们朱老总说“中国的粮食不生产都够吃十年”这句话时，底气十足。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气，才能在西部环境恶化的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老百姓原来的在坡地上开荒种植的粮食，造成水土流失。但是不种植粮食又不能生存。看起来好像是个两难问题，但是正是国家有了粮食，才使“退耕还林”这个宏伟的计划得以实施。农民不继续在水土流失的坡地上种植粮食，而是种??产量直接补贴粮食。

1988年放开粮食价格，带来粮食增产、为治理环境提供物质支持两大益处。正好有个网友曾给我提起过：有个学者本来是要到西部宣传环保的，可是当他面对着没饭吃的孩子在挖植被的时候,他实在说不出口要保护生态平衡。目前的生存需要与长期的保护环境之间是有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既要吃饭，也要保护环境。这好像有点强人所难。但是正是放松对一些违背价值规律事物的管制，才使得我们有物质力量去解决这个“强人所难”的问题。这就是放开价格对宏观经济带来的益处。

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了，但在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争议中，被拿来作比较的是两种模式，一是苏州模式，二是温州模式。这两种模式，官方和学界各有各的看法，老百姓也冷暖自知。苏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于：创造了GDP增长的“神话”，使得政府有很强的财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但苏州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世界工厂”身份越来越强，成为一种苏州“强政府弱社会”的现象；温州历来是“藏富于民”，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却是苏州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问题是：温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赶不上苏州。怎么解决政府财力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问题，又是一个矛盾。在这种矛盾下，不得不作又出一个“强人所难”的决策，就是“政府的收入要增加，社会群体的收入也要增加”。这样一来，不得不调整收入分配机制，怎么调节？这就要考虑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但是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之间的比较能不能作为代表性的比较？显然是不能的。道理很简单，这两种模式都是把经济发达地区拿来作比较，忽视了东、西部地区差距这个更宏观基础。因此在考虑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更多的是要解决东西部地区差距、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的问题。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是与地区差距相关的，就是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不一样。我们有一部分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全球化带来的。高级白领的工资年薪达到一百万，他就是一个劳动者，工薪阶层，达到了一百万，甚至更高的。普通的一个劳动者制造业一年还不到一万，相当于一百倍。所以很多大学毕业生对“外企”情有独钟，这中间就有一个利益驱使的问题。调节这些差距不能采用“取消这些人收入”这个办法，只能依靠税收，这又牵扯到宏观决策，所以前段时间调高了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但对个人所得税起点能不能一下定得过高？不能，因为税收过高，高技能的人会移民，跑了，不呆在这，造成人才的流失。

我们也可以要求增加低工资水平劳动者的收入，但会有什么结果？企业的收益承受不了高工资，企业会垮掉，谁都没饭吃。外资企业也跑到其他国家了。那个时候不能移民的，只能是城市的穷人和农民，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穷人国”。解决贫富差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要从最根本、涉及面最广的地方开始。

对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影响，在“西山会议”上，学者孙立平做了一个贴切的总结，他认为目前的分歧有三点：
第一是我们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决定一切的时代，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但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没有跟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结构因素，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严重的两极分化。比如网友胡笳十九拍前天发了个贴，说某些穷人又可恨之处，说的倒是事实，只不过一口一个穷人，看得谁都鬼火绿，但是昨天有人发出反驳他的帖子也不就见得就是对的，一个接二连三不遵守管理规定的人为什么会有人支持，这就是怪现象。这两个帖子之间的反差深刻的说明目前两极分化的程度；
第三个原因是政府和市场的倒挂，经济体制和市场的作用应该是相反的，市场造成不平等，经济体制来弥补不平等，但是现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搞清，这就牵扯到法律和各个部门职能职责界定的问题。

农民土地问题。农业税取消之后，农业大省、农业大县的财力怎么解决？各方都把目光集中在土地上，改变土地应用以及借地生财，但是农民无法保障，这是很多的地方困境。取消农业税，短时间内把农村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使得农村和各方面改革迫不容缓。农业大省和农业大县要解决财力问题，只有发展工业，需要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也需要土地。这是改革中出现的第三个“两难”。发展与生存谁轻谁重，还真的不好说。不发展，面临贫困；谋发展，可能粮食安全无法保障。农民的关心的是土地转让金和失去土地后的生存问题。土地是国家有的，土地转让金应该归于国家还是归于社会？这是旧体制留下来的问题。如果转让金归于社会，就面临承认土地私有化，如果归国家，农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就产生冲突。把土地增值留给成交的农民，使他们暴富生活，这也不符合社会的公共原则。这就是“打左转弯灯向右转”，名不正言不顺。目前的处理方法，只是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给农民补偿、就业机会。在工业化进程中，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是无法避免的事，怎么给农民生存权、发展权，是“西山会议”的另一个焦点。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人口问题；二是产权问题，“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存，谁的利益占主体？改革本来就是一场新、旧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土地问题上，是把利益交给国家还是交给社会？这个问题在城市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房屋产权，你买了房，但是拥有得失“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所以说《物权法》的产生是势在必行，也是解决利益分配的一个法律依据。

医疗改革问题。医疗改革问题集中体现在“看病贵”上面。整个医疗体系包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管理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三个方面。这些环节里最难处理的是“部门利益”。在网络上被大批特批的张维迎深刻的揭示了部门利益：“几年前我就讲过，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很大的，体改委计划经济没有独立体，所以拼命的要改革，所以，他成为一个体改部门抗衡的力量，计财部门提出来的问题他们都可以抗衡，而计财部门没有的话，就是每个部门自己的权利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个总体改革就很难了。所以，现在是很危险的。如果真正的要有一个改革的引导力，就应该有一个很强的班子，专门规划。任何的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改革的机构就彻掉了”。部门利益的冲突使得执行改革的机构地位尴尬，你不是要改？我把你撤了看你还拿什么改？

教育改革中，有两个流失，一是师资流失，二是学生的生源流失。好教师到国外，好学生也到国外，为什么中国的学生热衷出国留学，甚至中学生只要有机会也要出国？这个问题攻击教育改革失败的人闭口不提，大家只关心学费，网上就只传一句话“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没有人关心怎么建设一所好的大学。要留住教师，必须有好的待遇，要留住学生，必须提供好的教育，好的设施。国家是没有给钱的，学校要必须自己想办法。张维迎是说了“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这句话，但是这句话的依据是：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都是补贴，而不是补给穷人，我们如果规定学费多少用于穷人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依据在《西山会议纪要》里时可以查得到的。

茅于轼指出：在改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豪富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6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署名文章再次给改革定了基调：改革方向不会变，排除一起阻力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