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和尚在中国始终喧嚣颂经

我肯定，中国民族是世界上最谦逊的民族之一。

之所以说之一，没有说惟一，中国历史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谦逊程度，于某些阶段完全是最自大的民族，而另外阶段变成为最自卑的民族。

却依然是之一，还是不说惟一，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之自大远甚于中国。

佛教在六朝，举国风靡，一个国家、数个民族能够对外来文化迷醉到如此地步，若无谦逊之心，委实是风靡不来的。说到自大，两汉、盛唐、元明清三季，坐等着世界各地蛮夷顶礼来朝，也是人尽皆知。遑论华夏民族最谦虚，所言不实，华夏民族诸多，不尽相同，一概而论，也是对华夏民族历史的茫然。

 

 

华夏诸族历经融合，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称谓：中国人。

中国历史有一条特殊脉络，所谓文化土壤却是很适宜外来和尚跑来低吟浅唱，且不论唱腔如何，举凡有了一副外来面孔便会赢得热闹的市场。

倘若一时法事、堂会而用不起洋人，那么，曾经留洋来归的本土和尚，一样可用外语来诵唱，国人对于此类假洋和尚的欢迎程度，仅仅逊色于真洋和尚，却也一样给予了极大的尊敬。至于其收入上，也仅仅比之真洋和尚差了一点，不算太多，但比起土生土长的土和尚却要多出了太多。

收入略逊于洋和尚的假洋和尚，大约是中国近百年来活得很不错的一个族群，现在此类人等被称之为“海龟派”。其实，海龟派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很吃香的。譬如《洛阳伽蓝记》里诸事，前秦和尚法显东去西还之事，等等，皆可证明外来和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善于念经的特殊地位。

明朝以来，海龟派不仅吃香了，而且也喝上辣的了，唐僧西天取经故事就是在明朝开始家喻户晓了。如果说中国人天性封闭，实在是对中国人一个天大的冤枉。

中国历史上从来只有封闭的朝廷，而没有封闭的民族土壤。

外来和尚好念经，在中国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真理，中国历史往往就是由外来者构成了新主流的风尚，粗略翻看历史，几乎无不皆然。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传教士、满人，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等等，如果算上鲜卑、突厥、匈奴，可就更多了，的确如此。

 

 

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谈论。

东方语式很是朦胧，可谓是模糊的，我们也应该看到模糊的语式与模糊的表述，主旨是清晰的，甚至可以说，对于主旨的描述远甚于其他语式的清晰。譬如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按照西方式哲学思维来看待，显然是模糊的，但是按照东方式思维的理解，我们都知道老子想说什么。如此清晰的主旨加上如此模糊的语式，恰好可以突破理性的局限，从而，达到一个模糊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一切皆是清晰的。我们都知道，但我们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不是我们的语言有问题，而是这个问题不在清晰的表述范畴之内。这就是东方式的的模糊思维与模糊语式，亦可谓，告诉你非理性的东西，目的是为了更为理性地超越理性的局限。

什么是“非理性”呢？即不具备常识和知识，或者说，其结论往往会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东方非理性主义往往是在占有理性之后，重新陷入了一个新的茫然，亦如一个杰出的数学家破解了一个著名的迷题，随之，下一个迷题便出现了。我将第一个被破解的看作是理性的，因为突破理性迷题之后必将遇到非理性的新问题。所以，东方非理性主义的特性就是在深明了理性之后，已然超越了理性。

结合具体实际情况看，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思想发展就是从东方非理性走向西方式的理性，一切人文领域皆习惯于要求有一个清晰的表述，东方式语式恰在此方面是弱项，它更多予人以领悟语境。人们经常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体验，难道其意会之会，就是因了不能清晰表述而被一笔勾销了吗？我想是不会这样做的，即使是被勾销了，也好，起码是因为它存在，所以才会被勾销，否则，被勾销的会是什么？

 

 

从人类文化终极意义看，或者从中国文化大的主体看，表述本身始终是由清晰而模糊地发展阶段，可否看作向着正极方向发展呢？未必罢。我大致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中国，固然在科学上借鉴西方的理性，人文领域向西方文化的借鉴，未必没有发生偏差。起码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在文史哲（经史子集）方面是毫无建树的，所以，上世纪初的一个老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仅仅被化为政治学角度说出：中国向何处去？

一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始终是被搁置的，年岁长久，并不能意味着它无意义了，而仅仅意味着它始终就没有被解决。

举凡能够被吟唱出来的意义，一定容易清晰，因为它必须具备清晰的“经文”，惟其领悟与意会的，我们只能默默地体验之。譬如“道”，譬如“上帝”，都是仅仅被体验的，任何人皆无法将其置于桌上供人证实，于此方面，东方西方皆然也。

世界的发展，需要被表述，唱经行当愈发吃香，在中国，外来和尚始终就能够受到极大青睐，外来和尚始终练就了清晰而喧嚣地表述常识性事物的思维习惯。

中国本土文化中所蕴含了老子庄子之思想精神，始终如一个老人安静地呆在不可清晰表述之地，独自一人，燃香一柱，然后望着窗外枯山清水，无言，心里明镜似寥廓了一个深邃无限的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