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情绪如何走出怪圈？

笛声悠扬

10月23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将借参加亚欧峰会的机会访华。由于麻生是继安倍和福田两位对华较为温和的首相之后执政，因此他的对华政策倾向以及与中方的沟通值得关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日关系经历了安倍和福田两个较为温和的时代，但民间的互相认知似乎并未取得长足进步。

何以对华负面印象居多？

　　日本最近公布一项题为《2008年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过去一年里中国国民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同程度超过日本国民。如果联系过去两年中日关系大幅改善后，两国舆论和国民感情方面的落差，即中国舆论从强烈批评转为相对理性、日本舆论却从相对理性转为极端负面，人们将可对中日关系深层结构里的一些现象有一些新认识。

　　这次调查由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于6月至7月在两国进行。日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4.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一年来中日关系“良好”，但46.1％的日本人觉得“不好”；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负面印象的人仍占多数(40.6％)，比2007年上升了4.1个百分点，但有60.9％的受访者认为一年来对日本印象有所改善；而日本受访者中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人高达75.6％，上升了9.3个百分点，43％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年来两国关系恶化。

　　显然，虽然在中日关系有了大幅改善，但两国国民在彼此感情和对中日关系前景的认识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二年里，日本国民和舆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大大超过中国国民和舆论对日本的认知。其原因是复杂而多层面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

　　第一，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甚至对日本媒体和民间的对华负面情绪一并加以屏蔽，由此大幅降低了2006年以前弥漫的对日负面情绪；而日本政府无法直接介入对媒体的管理，因此民间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便如没有闸口的流水一泻千里。

　　第二，同样，由于两国体制和政治文化的不同，中国国民对政府及其行为认同，超过日本国民对其政府及其行为的认同；因此，中日元首互访及其两国关系的明显改善，在两国国民心理会引起不同的反应；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日正在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但这一调适给中日民间带来的冲击程度是不同的：由于两国规模的不同，同时也由于两国在崛起期所处的阶段不同，因此中国崛起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心理冲击，显然超过中日关系调适给中国国民带来的心理冲击。如果说这只是中日关系调适的大背景，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毒饺风波则是导火线，直接点燃或加剧了日本民间对中国崛起的骚动不安。

　　换言之，在中日关系调适过程中，双方国民感受到心理冲击的具体载体是不同的：对中国国民来说，这一载体主要是历史问题；而对日本国民而言，这一载体则主要是中国崛起后日本面临的地位挑战和生活水平下降。显然，两者对各自国民的切身感受程度是不同的：历史问题对中国国民而言虽然敏感，但更多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而中国崛起对日本国家地位的潜在挑战，对日本国民而言则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
跳出各自圈子，共同审视
　　研究百多年日本思想史可以发现，日本从明治维新后直到二战，始终只是在物质现代化的层面运作，未能最终触及乃至完成全民精神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日本在战后不但缺乏一代引领民族精神走向成熟的大思想家，而且其传媒在高度商业化的运作之下也染上并充斥炒作、渲染的恶习，这在对华关系的报道和评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毒饺风波一直到北京奥运，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和评论的程度不但三十年来所罕见，而且在横向上也超过欧美媒体的负面报道和评论，背后折射的是日本国民精神和中日关系的更为深层的问题。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面对中国崛起这一人类历史上无同类可比的现象，即便是欧洲这样历经自由、民主精神洗礼的国家，也同样必须克服文化傲慢，跳出狭隘民族思维圈子，与中国一起站在成熟的历史高度，审视彼此的情绪以及发展阶段和体制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各自盲点。中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只有在这一高度寻求对话，才能形成一流的思想碰撞和交锋，并对人类历史有所贡献；不然，类似今年上半年的中西民间交锋，只能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的情绪宣泄和恶性循环。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两年对涉及日本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管理，虽然在短期取得了成效，在客观上稳定了中日关系的氛围（这一点在中日关系的调适期显然十分重要），但从终极上看，中国国民在其他众多问题上，其情绪稳定的背后依然隐藏着巨大的不成熟。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套和解决，当然需要在体制方面综合处理，但中日关系近两年基本氛围的稳定，中方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