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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6 03: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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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党领袖，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国民党和它的总裁蒋介石，也都不能回避这个必须面对，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二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这种大相径庭，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二人，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政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为与胜负。
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党领袖，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国民党和它的总裁蒋介石，也都不能回避这个必须面对，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二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这种大相径庭，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二人，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政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为与胜负。
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历来光明磊落，旗帜鲜明，始终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后来，毛泽东把这种科学态度，概括成四句话，十六个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此说散见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和《实践论》等著作，以及1964年《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中。
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自己，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开始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对自己的读书生活和思想变化过程概括如下——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讲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候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奋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是他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毛泽东读过孔夫子，学过西方资产阶级，也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但是，他除了读孔夫子，读经史子集，也读稗官小说、杂记野史；除了学西方资产阶级，学康德，也学马克思，学自然科学。因为读《三国演义》，读《水浒传》，促使他对社会做深层次思考。后来，他在延安时对斯诺回忆道：“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因为读马克思，读《物种起源》，他开始认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开始相信：礼拜圣贤，迷信上帝，不如革命，不如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
毛泽东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断地思考，由不断地思考而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对他个人来说，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复兴之路。
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能说是熟读百遍，但也决不陌生。可是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常常做错误解读，在他的论著、演讲、书信、谈话等等文稿中，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解读。甚至，蒋介石后来更名改字，将瑞元、周泰、志清等一连串的名字，改定为中正、介石，也是根据《周易•豫卦》的爻辞和象辞来的。《豫卦》六二爻辞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辞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易经》上的这个《豫卦》，是可以做许多解释的。单就一个“豫”字，取其褒义，就有“安乐、娱乐”之解。《诗经•小雅•白驹》：“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有“先事为备”之解。《荀子•大略》：“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患不生。”等等，不一而足。《豫卦》即取了这些褒义的解释。
《豫卦》的卦辞曰：“利建侯行师。”后世的注疏者，都解释为“豫，喜逸说乐之貌也。震又为雷，诸侯之象。坤又为众，师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师’矣。”（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语。）《豫卦》的彖辞又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后世的注疏者认为，所谓“刚应”，即指豫卦为上震下坤，其九四为阳爻，为刚，其余五爻为阴，为柔。上下五柔和应一刚，比喻强者能统领众人，贯彻自己的意志。《九家易》曰：“震为建侯，坤为行师；建侯所以兴利，行师所以除害。利兴害除，民所豫乐也。天地有生杀，万物有始终。王者盛衰，亦有迭更，犹武王承乱，而应天地。建侯行师，奉辞除害，民得豫说，君得安乐也。”（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语。）
《周易•系辞下》还有孔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等于给《豫卦》六二爻的爻辞与象辞，做了明白无误的注解。孔子重在“知几”，所谓“知几”就是见微知著。见微知著就要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就是“豫”。孔子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 道前定则不穷。”（《中庸》）
总之，这个《豫卦》，是将一个“豫”字的全部褒义解释，都占尽了。我们无须推测蒋介石的更名改字是因为占卜的结果，但上面有关《豫卦》的种种解释，也足以让他兴奋不已了。蒋介石一生都想当帝王，张学良在《口述回忆录》中说，如果有那样的机会，蒋是一定要当这个皇上的。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解读，实在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蒋介石曾经对自己大半生的读书历程，做过如是众闻之表白——
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柴英君主编《蒋介石读史批判》）
然而，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只是止于“读”，止于“背”，止于“记”，止于“说”。而且还常常错读、错背、错记、错说。仅此而已，并无苏东坡那样的心得和体会——“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没有，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更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的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他蒋某人的悲哀，但是，因为他的历史地位，他的悲哀又殃及到正个国民党，乃至国家和民族。
孔子的《论语》中，有一句名言，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后世学者对此句做种种的解释，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解释是否
尽善尽美，但至少都能够各得其所。惟有蒋介石与众不同，蒋介石对这句自幼熟读的圣人圣言，却只记得一个“学”字，并不旁及其它。所以，蒋介石一生都没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一点对他自己，对他领导的国民党，乃至对国家、民族，有过实际帮助的知识。
毛泽东则不同，毛泽东既不但注重“学”，更注重“习”——实践。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获取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还把传统文化应用到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来。仅以二人的读书方法而论，蒋介石就已经输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1965 年7 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和夫人，其间有程思远作陪。毛泽东与程思远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泽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不知道。
毛泽东：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国。（《为毛泽东辩护》）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靠总结经验吃饭”，实际上就是说：向实践学习。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历来提倡扬弃的科学态度，即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他说：“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逄先知《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因了这个科学的态度，一生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成就。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为着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认为必须打倒反动的旧文化。对此他又说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为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毛泽东曾经不遗余力地呐喊。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推动了延安和解放区的新文化运动。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延安文艺界创作了一大批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对此给予及时的表扬和充分的肯定。
1944年，毛泽东在看了延安评剧院上演的《逼上梁山》当晚，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批判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人民大众喜欢的，有利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他就拥护，就肯定，就提倡。反之，他就反对，就批判，就抛弃。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那么，蒋介石呢？蒋介石对待封建文化，则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甚至在封建文化中寻找着“治民”的办法。
蒋介石在《整理文化遗产与改进民族习性》中说：“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四书五经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在这些经书里，是有许多‘放之天下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至理名言。”在《科学的学庸》中，蒋介石又说：“《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见《蒋介石读史批判》）
蒋介石也试图从封建文化中找寻统治人民的要言妙道。1953年9月，在台湾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在《国父遗教概要》大谈“治国之道”。他说：“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其可劳而劳之’，所谓‘因材施教’，所谓‘导之以政……导之以德’，都是讲因势利导的道理……政治上成功最大的一个要诀，就是要‘因势利导’！我现在根据因势利导的道理提出政治上一个办法，叫做‘以民治民’，就是要利用民众的力量，来做人民本身有利的事情，即要做到孔子所讲‘惠而不费，劳而不怨’两句话。如何才可以‘惠而不费’呢？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现在一般人以为要施惠于民，必须给他什么东西，其实何必一定如此，我们只要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尽可以不花什么经费而可以施惠于民，而且只有这种‘不费之惠’，才是最容易做到，最应该去做，亦最经常不断，持久有效，施之无尽的恩惠。尤其现在我们的国家如此困穷，如果不是大家能拼命来想‘不费之惠’的办法，简直就很少造福于民的可能！至于所谓‘劳而不怨’，孔子也已经讲明：‘择其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我们要‘以民治民’，当然要劳民。所谓‘以劳教富民’，所谓以‘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但是我们要劳民的主旨是要‘多用民力，少用财力’，而且劳民的目的是要‘藉民之力，治民之生’……所以我们必须‘择其可劳而劳之’。” （见《蒋介石读史批判》第420页）
蒋介石和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一样，一贯实行愚民政策。一边用孔孟之道麻醉人民，一边利用一切手段奴役人民。他在大陆建立了以“四大家族”为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垄断体系，把大陆人民的财产洗劫一空。在台湾，又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聚敛着蒋家王朝的财产，甚至把人民的财产拱手送给帝国主义。综观蒋介石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只有孔子所说的三大“恶政”——“虐民”、“暴政”、“贼民”，绝无其它。
毛泽东也读四书五经，但决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在毛泽东的每一篇著作中，几乎都能够看到中国经史子集的再现，其运用可谓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毛泽东对古代的诗书典籍，常常是活学活用，批判使用，甚至是“反其道而用之”。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就对孔子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毛泽东说：“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 （毛泽东文集：《关于〈孔子哲学的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对孔子的道德观，毛泽东也给予了唯物论的辨证分析——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毛泽东文集：《关于〈孔子哲学的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我们再来看蒋介石。在封建文化中，蒋介石和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最看重孔孟。1922年10月，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信中就说：“闻你所读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见 《蒋介石读史批判》第439页）
对孔孟倍加尊崇，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而是一切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看家功夫。尊崇的目的，也决非是对孔孟的道德文章之崇拜和景仰，??，蒋介石对待孔孟的态度，则是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这种唯心史观，直到“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孤寂暮年，蒋介石也没有改变。可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实在是大有人在。
1971年4月，蒋介石在《对孔孟学会第十一次大会颁词》中说：“孔孟学说之精髓，在阐发人类生存之原理，约而言之，曰仁与义。惟有仁义的功用之确能发挥，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乃见。孔子月：‘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又曰：‘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皆以仁义为人生立身行事之本。”
蒋介石这样不厌其烦地讲孔孟，是出于对孔孟的真心崇拜和景仰吗？非也。他是有着十分险恶用心的。蒋介石经常游说，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是一脉相传的。他说：“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从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见《蒋介石读史批判》第442页）
蒋介石屡言孙中山是从尧、舜、大禹直到孔孟的、中国正统文化道统的继承人，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鼓吹孙中山，而是为了树立自己在中国政治、文化上的绝对地位。因为蒋介石一再宣扬，自己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衣钵的真正传人。原因也很直接，很简单，自己追随孙中山多年，是孙中山“最可信赖的人” 又是孙中山的嫡出连襟。在国民党这个向来就以“联姻政治”、“裙带关系”为主轴的集团里，谁也找不出比蒋介石更能证明自己是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衣钵真正传人的证据。曾几何时，汪精卫与蒋介石争夺“孙中山衣钵真正传人”的地位，最终落得个开除出国民党，做了日本侵略者的汉奸，死于非命的下场。
但是，蒋介石的自吹自擂，并不能得到人民的承认，甚至也得不到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真正继承者的国民党正义之士的拥护。毛泽东就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这是共产党人代表人民发出的声音。
那么，国民党有识之士对自称“孙中山三民主义忠实信徒”的蒋介石，是如何评价的呢？
1927年7月18日，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和工农大众进行血腥屠杀的时刻，宋庆龄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厉谴责汪精卫、蒋介石等肆意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使政党丧失了革命性，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是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她说：“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最后，宋庆龄郑重声明：“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后来，宋庆龄在《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说：“直到最后一息，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他能够表达的最后思想还是革命，是怎样保卫革命和把革命进行到底。当他在世时，他知道他能够挫败那些阴谋摧毁革命成功的基石即国共团结的人们。他最担心的是，一旦他不在世了，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可以收买的人们就会出卖这种团结，从而出卖革命本身。他在遗嘱中强调了这一点，预先指出革命所面临的危险；他在《致苏联遗书》里再次强调了中苏革命团结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的重要性。背叛了这个遗嘱的人们的名字将在我国和全人类的史册上遗臭万年。蒋介石及国民党队伍中的其它反动派撕毁了这个文件，接着就同帝国主义勾结，压迫中国人民，出卖我国的根本利益。他们发动了内战，实行白色恐怖，杀害了我们千千万万最优秀的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在我们国家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的国力，以致在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和1937年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进行有效的抵抗了。”宋庆龄在《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又说：“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背叛了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却负起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担。”
何香凝《在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孙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反动派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遗志。他们不仅不执行孙先生联俄反帝、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出卖了革命的新三民主义，而且甚至血腥镇压革命运动，屠杀了几百万革命战士，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二十多年。”何香凝又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万岁》中说：“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特别强调‘取消不平等条约’。在我们新中国，这早已不成问题了。但是，在祖国一部分领土的台湾，美国还以种种借口和台湾当局非法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加紧对台湾的控制。对于这种情况，现在台湾的一切具有民族觉悟和爱国心的人，能不感到痛心吗？……台湾当局“要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唯一先决条件，就必须反抗美帝国主义，不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是根本谈不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
张治中说：“事实证明，国民党违背了三民主义，而是以依附帝国主义丧失国家主权代替了民族独立；以土豪劣绅和法西斯特务统治代替了民权政治；以官僚资本封建地主买办的剥削垄断代替了民生主义。”（张治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现了》）
……
这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信仰和追随者对蒋介石的回答！
事实上，蒋介石的丑恶伎俩，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是从孟子那里剽窃来的。在诸侯门下跑了一辈子的孟子，喊了一辈子“君轻民重”的孟子，到最后也没有忘记树立自己的圣人地位。《孟子》最后一篇文章——《尽心下》的最后一段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你看，孟子不也是在以一个孔子传人的身份自居吗？！
毛泽东也研究传统哲学，甚至把中国古典哲学的许多方法论，应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认识与实践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即古代哲学家一直研究的知行关系的著作。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系统地解决了传统哲学问题——知行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儒学人物中，蒋介石一生最推崇的就是以“知行合一”闻名的王阳明。王阳明是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心学”思想对后世思想影响巨大，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颂扬。所以，蒋介石深受王阳明“心学”思想浸淫，成为蒋介石“求学做事的根本”、“力行哲学”的基础，并对其顶礼膜拜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蒋介石对王阳明的竭力推崇，还不仅止于吹捧其学说，更重要的是拿王阳明当反共反人民的石头，当纠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敲门砖。
1954年10月，为了坚守台湾，做困兽犹斗，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说：“值得大家效法的伟大军人，我以为就是王阳明。王阳明不但是明代扶颠扶危，战功彪炳的名将，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大哲学家，他真算得是一位‘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军人了……他自己虽然遭了万分冤屈，但还是服从朝廷的命令，不出半句怨言为他自己声辩……他用忍耐工夫，解脱了他自己一切忧患，感化了当地未开化的蛮夷；他更凭其忍耐工夫，彻悟了格物致知的真理，发明了高明博大的致良知的圣学，奠定了他后来伟大功业的基础……可知能忍耐与受冤屈，实是我们军人建功立业不可或缺的要件。”（见《蒋介石读史批判》第162页）
1955年1月，蒋介石在《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中说：“我们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摧毁唯物论者的妄诞，那必先要了解‘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阳明说：‘良知即天也’”，“这是体认中国正统哲学思想的起点，也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甚至呓语道：“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毛泽东更是研究古代军事的大家。他不但读《孙子兵法》、《曾文正公集》，更读《左传》、《史记》和《资治通鉴》，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毛泽东自己经常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实践的总结，也是中国历史战争经验的凝练。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阶段：“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继而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后来八年抗战的??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解放军的战争实践，提出“十大军事原则”。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现代战争艺术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诱敌深入”、“弱生于强”、“以众击寡”等等兵法，在十大军事原则里，也得到了完美的运用。
蒋介石也研究军事，而且还留洋日本学习军事。据蒋介石自己说，他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研究《孙子兵法》而且由此形成了“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革命”的思想。蒋介石的“研究军事”，中国人民都能够看得清楚，那只是夸夸其谈而已，并不能真正用于战争实践。
譬如，1934年7月，蒋介石说：“我们中国二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有价值的，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比方孙子讲：‘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所以书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进步的战术原则 。”蒋介石讲这番哈的时候，正是他围剿红军最惨烈的时候，但他却没有能够消灭红军，红军还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突破重围，铁流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
1940年3月，蒋介石说：“我们要打胜仗，没有多的妙诀，就是要明了地形，善用地形。现在敌人来到我们国内作战，我们打击敌人，既要利用地形，施行奇袭、夹袭等种种战术，才能发挥抗战最后胜利的效果；而孙吴兵略问答一篇，就是此种战术最好的教科书。所以我们一般官兵都要明白熟练，才能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蒋介石讲这番话的时候，正是他率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丢失中国大片国土的时候。
1950年6月，蒋介石说：“日本教官讲授战术思想和指挥技能，也在引述孙子兵法。这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种兵学专书……这本书许多原理、原则，乃是历久常新。应该比照现代的战法，细心研究，自然可以发现无穷的妙用。” 蒋介石讲这番话的时候，刚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亡到台湾。所以，台湾学者李敖说：蒋介石是国民党败军之将的第一号常败将军。蒋介石自己也在常败之中说：“打胜仗不是军人的目的，不是军人最好的成绩”。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军事家”、国民党独一无二的五星上将，还有资格讨论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古代军事家吗？！
毛泽东是“妙手著文章”的大家，他的诗词文章，挥洒自如，大气磅礴。除开文章的思想性、政治性之外，毛泽东文章的艺术性，堪称当代第一人。无论“非毛化”者、反毛泽东者，怎样诋毁、污蔑、歪曲毛泽东的伟大形象，都无损于毛泽东文章的艺术性。但是，也经常舞文弄墨的蒋介石，其人不但道德沦丧——“言而无信，不知其可”，文章更是一塌糊涂，令人生厌。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反对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反对党八股》。毛泽东说：“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
毛泽东说党八股的罪状有八条之多，其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其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其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其四：“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其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其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其七：“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其八：“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所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鲁迅也反对八股，先生在《伪自由书•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鲁迅又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
毛泽东与鲁迅对八股的批判，正是应在了蒋介石的身上。蒋介石的文章，不正是集新旧八股、洋土八股于一身的败絮之货吗？！
毛泽东不但善文，而且善诗、善词。所以有人说，诗词曲赋，是毛泽东语言的故乡。根据整理毛泽东藏书的同志说，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古典诗词曲赋，就有几千首，诗人达五百多。可见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曲赋的爱之甚深。毛泽东读诗，不仅读那些所谓名人大家，或者官场得意者的作品，那些无名氏，出身卑贱者，试图坎坷者的作品，也嗜读不厌。
《古诗源》中的《盘中诗》、《上邪》等，都不是出自名家之手，前者是苏伯玉妻写的，后者是无名氏所作。但毛泽东却对它们情有独钟。反复背诵，直到熟读熟记，而且圈划批注至少三次以上。
唐末诗人罗隐，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曾经被称为“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但是，罗隐又是一位很不得志的诗人。因为写《谗书》，讥讽时政，触犯统治阶级，十次投考进士，十次落第，满腔怀才难展的悲愤，流露在作品中，既有清醒的揭露批判，也有愤世嫉俗、消极低沉。但是，毛泽东却对罗隐的身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经常吟读罗隐的诗，两本诗集——《罗昭谏集》、《甲乙集》中，有上百首诗被他浓圈密点过。南宋诗人辛弃疾的诗词，也是毛泽东最喜欢诵读的，浓圈密点的就有98首之多。
毛泽东不但喜欢古典词曲赋，而且堪称当代诗坛第一人。他能够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浓缩在一首《贺新郎•读史》里，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即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告诉人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应柳亚子之求，有《沁园春•雪》题赠。柳亚子读罢，欣喜若狂，立即和词。后来两词在重庆各报上刊发，在重庆引起轰动，并且很快传遍全国。《新民报》首刊时，有编者按道：“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格独特，文情并茂，而气魄之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据说，蒋介石看了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后，惊呆得无言以对，后来在其御用文人陈布雷提醒下，开始组织国民党的一些文人骚客群起攻讦。但是，现代中国还有谁能够写出毛泽东这样的诗词来？！于是，“武功”不行，“文治”也不行的蒋介石，只好草草收兵。1945年12月，王若飞将搜集到的攻击《沁园春•雪》与柳亚子和词的文章寄往延安，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哂然一笑说：“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蒋介石也读诗，甚至对《诗经》多有品头论足，但世人却不见蒋介石写出像毛泽东那样，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诗人于一身的不朽之作。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近三十年，蒋介石也早已作古，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必然有着泾渭分明的评价。毛泽东敢于对自己三七开，这是多么伟大的政治家胸怀！蒋介石有吗？没有。所以，曾经指毛泽东和共产党为“匪”的蒋介石，最终成为一个“败者贼”的无聊政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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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6 03: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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