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对公共文化资源的传统认识

zhujp

　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宏观背景下，上海特别是中心城区在文化发展中都碰到一个现实难题，随着中心城区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和楼宇经济发展过程中，功能结构趋向单一或雷同，缺乏更大的吸引力。

　　当下，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被提升到民生和驱动转型发展的高度。因此，各区域都提出了文化发展战略与策略，尤其是都对上海文化存量资源加以发掘和利用。但这些文化资源在利用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特别是一些场馆等载体资源的利用效益还没有发挥到最大，存在着很多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

　　由于市区两级管理体制限制，文化设施建设，很难做到周边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业态的配套。

　　文化设施开发利用、管理运营的市区协调联动，如何强化或者明确市有关部门宏观调控、引导、激发区一级政府的积极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很多文化设施已经产业化，属于企业，企业行为与市区规划和发展形成冲突，这个关系也需要协调；有些资源所有权或经营权已经不属于文化部门，其协调的难度也相对增大。

　　文化设施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作为软资源或者说市区两级政府主导各类文化活动，也存在市区如何联动和区域之间资源如何整合的问题。

　　文化资源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对于上海的文化资源整合，需要在上述大的背景下，就上述硬资源和软资源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上海文化资源整合现状与矛盾

　　近年上海文化资源整合从下面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1．利用上海世博会遗产，改变上海文化载体的格局，形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大型文化设施建设高潮。

　　这些项目被有关部门概括为“3+2+1+3”，前“3”是指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2”是指刘海粟美术馆（迁建）、世博会博物馆，“1”是指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后“3”是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中心、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的建成完备了上海博物馆体系，改变了上海文化空间的布局。加上奔驰文化中心、虹桥国际舞蹈中心、虹桥国际展览中心、迪士尼、徐汇滨江梦中心的建设，上海文化设施在新的五年将形成历史上又一个高峰期。

　　世博园区内的场馆、迪士尼、徐汇滨江、虹桥国际舞蹈中心将形成新的文化地标。这些均是偏硬资源的建设，有整合，但更多的是增量。

　　2.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主线，对软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的成立，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集团领域的转企改制，形成新的文化集团。

　　上海按照中央的部署，院团改革也进行了多方的探索。其总体布局为：市属16家国有文艺院团分三类确定改革任务。第一类：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剧院、上海民族乐团6家院团保留事业体制。第二类：4家地方戏曲院团即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上海淮剧团、上海评弹团涉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建立公益性保护传承机构，各自组建为戏曲艺术传习所，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继续实行事业体制管理。第三类：上海杂技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滑稽剧团、上海歌舞团、上海轻音乐团、上海木偶剧团6家院团转制为企业。

　　市属16家国有文艺院团整合为三个板块运行管理，第一板块：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下辖4家院团，分别为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剧院、上海民族乐团。第二板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下辖6家院团，分别为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上海沪剧艺术传习所、上海淮剧艺术传习所、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第三板块：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下辖6家转制院团，分别为上海杂技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滑稽剧团、上海歌舞团、上海轻音乐团、上海木偶剧团。这一部分主要是在存量上做文章。

　　3.以文化产业发展为依托，一方面通过体制改革比如出版、新闻、电影包括院线、广播电视等，组建文化集团，形成文化产业的龙头，包括上市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对新兴文化产业的扶持，包括与国家部委共建基地和平台，特别是文化产业园和创意产业园的大力推动，通过资源整合，上海在网络游戏、数字媒体等新兴文化领域取得长足进展。这一领域既有对存量的整合也有对增量的发展。

　　资源整合存在的矛盾及问题。

　　1．市区两级文化资源整合的矛盾。上海重大文化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市宣传文化系统，两级文化资源在整合上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比如，浦东外高桥市区两级建立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和建立文化产权交易所、虹桥国际舞蹈中心市区两级政府共建（包括市教委、上海戏剧学院等单位）。再比如，闵行区与世纪出版集团、解放报业、文广集团等的合作等。

　　但也有不成功的案例，比如黄浦区剧场资源整合等都遇到难题，大世界到目前还很难找到开发运营的方案。

　　从某种程度上看，如果是产业型非常强的文化资源，一般比较容易整合，市区容易合作；如果是公共的文化资源或者说资源本身存在资产、人员等遗留问题，市区合作就比较困难。

　　2．区域之间文化资源综合利用的矛盾。由于行政区划的因素，上海区级之间文化资源合作或打通存在障碍，这样就出现文化资源建设的重叠和文化活动的重复。

　　市属重大文化资源所在地的区县，应避免重复建设。比如上海图书馆所在的区，就没有必要再按照标准建造一个区级图书馆。比如虹口足球场建成后，虹口体育馆就闲置或只能挪做他用。

　　上海市级有众多节事活动，但各区也独自主办自己的活动，有的依托市级活动，能够进行统筹，但有的需要整合则无从下手。

　　静安“戏剧谷”，已经形成品牌和一定的影响力，黄浦区近年又大力提出打造东方百老汇（或者海派百老汇），资源上本身就有重复（“戏剧谷”规划中已经包括黄浦区域内的一些剧场资源），势必造成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上海世博园已经在浦江两岸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核心区，徐汇滨江虽然地处浦西，但与世博园遥相呼应，可以看成是这一核心区域的内容，应该有所联动。

　　3．市区两级财政文化投入问题。目前市区两级财政在文化上的投入基本上都在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或文化企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比如，上海设置了公益性演出专项扶持基金，支持10家定点剧场，下一步应该推向全社会。

　　近年来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包括服务业中的部分政府扶持基金在不断增大，但是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民营文化企业申报率和成功率不高。

　　同时，由于市区两级财政及其利益相关，特别是在中心城区，由于土地成本高，使得文化设施周边配套建设、业态整合不能有效实现。

　　

市中心城区影剧场馆资源整合的剖析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区域内剧场、影剧院、电影院共有187家（包括已经被拆除的）。

　　从图1可以看出其分布规律，这些载体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区，黄浦、静安、徐汇和虹口占据前列，尤其是黄浦区处于绝对优势，浦东新区因为区域合并数量也在前列，郊县区域基本上很少。

　　一方面可以看出资源配置不均衡状态（世界城市文化资源趋中心化是一个规律，文化资源特别是硬件资源配置简单地追求均衡化布局也值得反思），另一方面说明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是有其内在规律的。

　　从图2可以看出，目前影剧场馆中，已经拆除和另做他用的有64家，几乎占据1/3,拆除或另做他用的也集中在中心城区，其原因是多样的，或因城市交通建设（比如延安高架）或因功能老化、旧区改造等。

　　从中心城区分布情况比较，虹口历史上的场馆基本上被拆或另做他用，黄浦区拆除和另做他用与新建、保留使用大约各占50%，虹口区上世纪影剧院集聚的特征已经失去了。虹口与黄浦连接在一起共同构筑一个剧场群的历史可能性已不存在。

　　而静安区则与黄浦区一样保留了大量的剧场以及使用功能，两区联合加上虹口和徐汇边缘地带，已经客观上形成一个剧场群落。

　　打造世界城市戏剧演艺“第三极”。目前浦西中心区域存在同质竞争问题。静安区要把“戏剧谷”做成上海一个文化品牌，区政府年均投入比较大，黄浦区提出打造“东方百老汇”或“海派百老汇”，徐汇区着力打造的“西岸文化走廊”也在规划中有剧场建设。

　　“戏剧谷”和“海派百老汇”应当跨出行政区域的限制，联合起来，以黄浦、静安为中心，涉及虹口和徐汇，形成有百个以上剧场包括剧院、电影院、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构成的浦西文化中心，其中戏剧演出成为其最具文化特色的品牌，与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构筑世界三大戏剧演艺中心，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戏剧演艺“第三极”。

　　配合这个国际级戏剧演艺中心，应该把区域内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1995年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上海人艺）和上海青年话剧团（简称青话）组成，这两个历史品牌的无端消失非常可惜，可以考虑恢复，分开之后各有功能侧重且有利于相互竞争提高。

　　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戏剧学院处于这个戏剧演艺中心区域，其巨大的国际国内资源和人才资源理当成为这一中心的主体资源，但目前利用整合不够。

　　上海戏剧学院有国际小剧场戏剧节、亚太地区戏剧院校联盟戏剧节、莎士比亚戏剧节，都还没有走出校园围墙，应当与戏剧演艺中心形成互动和共享，话剧艺术中心每年有先行青年创意戏剧节、上海国际当代戏剧季等，也基本上没有与其资源形成共享。

　　提出上海与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构筑世界城市三大戏剧演艺“第三极”的概念，并不是空穴来风。

　　从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发展历史看，与上海还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城市历史发展中，在中心城区形成剧场群落，又经过历史的风雨，比如百老汇与美国经济发展同步，也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命运，上海同样也有不少剧院遭到被拆毁的命运。而且从剧场数量来看，百老汇有39家剧院，伦敦西区有49家剧院，与上海这一区域剧场数量相当。

　　目前上海中心城区打造演艺中心所遇到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一是目前剧场资源产权或经营权分属不同，有的属于市级，有的在区级，有的在街道，有的属于企业，统一整合困难。建议由市区两级机构作为投资主体，效仿百老汇的“剧院联盟”和伦敦西区的“伦敦剧院协会”，成立一家非营利机构，负责对剧院进行评估、收购、拍卖、重建、租赁等，寻找合适的经营者，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吸引上海本土和国内国外大的文艺集团集中进行经营，把产权、租赁权和经营权有效地分开。

　　同时，严格划分出少量设施作为公共剧院，其余一律作为商业剧院。

　　二是不少老的资源甚至历史保护建筑被拆除，应该考虑选择有代表性的几家恢复重建。

　　据统计，延安高架路建设就拆除了至少5家剧场，破坏了人民广场区域文化的整体性，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启动研究拆除延安路高架从外滩到江苏路段的可行性报告，以便恢复城市的有机性。

　　这种先例在韩国首尔已经有了实践，拆除了横跨中心的高架路，恢复清溪川，并没有造成交通问题；美国波士顿大开挖也非常成功。

　　三是区域内相关文化资源定位调整。比如大世界，我们认为不宜恢复传统的戏曲功能，也不应设计成非物质文化展示中心，而应继承起历史上的游艺特征，做成吸引青年人的游艺综合体，如电子游艺互动中心，主要用来吸引人流。

　　对于上海展览中心，随着虹桥国际展览中心的建成，其展览功能必然萎缩，其文化功能必然突显，建议这里打造一座亲民的文化中心，类似于伦敦的Barbican艺术中心，包括艺术、戏剧、电影、书店、剧场、音乐厅、展览、餐馆、酒吧等功能，是一个文化艺术综合体，既亲民又是一个旅游新地标。

　　四是对区域的老场馆进行历史建筑认定，按照规定编入不同的保护建筑和历史文物范围，由两级政府共同成立基金，解决一般维修和大修难题。

　　目前的解决办法大多是用市级财政或者宣传系统专项资金来临时解决，没有一个相对系统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也没有发挥区县两级政府的合力，更无法调动社会资源。

　　五是周边设施、环境配套问题。比如东方艺术中心作为市级大型文化设施，虽然浦东新区参与了建设，但由于周边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并没有纳入考虑，规划等相关部门并没有一开始介入，所以造成这一本来应该亲民的大型文化设施，民众前来观赏有交通等诸多不便，剧院周围没有相关配套设施，就连咖啡店、饭店、艺术商店等也不多。上海世博园遗址，区域面积很大，虽然大型文化设施集聚，但如何与所在区域联动，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不仅是简单引入人流还要与百姓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而不是一个个文化设施都相对孤立、远离居民区。

　　当然，市场也会起调节作用，比如虹口和杨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影剧院被挪做他用，其中一点就是资本逐利所导致。当然，市场有时也起正向的调节作用,比如由于新光剧场形成了阿加莎推理剧演出中心,旁边就开出了一家大型“阿加莎全国特产中心”。

　　所以，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通过政策对中心城区文化设施周边进行引导性改造,将老街区现存的业态调整为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店面,集聚在演出前后吸引观众到来的酒吧、咖啡店、特色餐饮和相关艺术商店等，同时，对街道立面、主题雕塑以及交通环境等进行有效的调整。

　　六是场团合一以及剧场演出模式的培育。上海目前市级大型剧场基本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定位，文化广场定位为音乐剧、在建的京剧中心和交响乐中心等设施都为一团一场创造条件。

　　除几个大型设施作为综合演出场地外，应该有意识地培育场团合一和驻场演出。

　　上海目前还有不少院团没有属于自己的剧场，可以考虑在市区两级政府引导下，整合中心城区的剧场资源，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采取市场化手段，拿出一些剧场资源进行拍卖或租赁；目前上海驻场演出已经出现一些好的势头，但与百老汇或伦敦西区差距很大。

　　比如阿加莎的《捕鼠器》到今年8月，在伦敦西区驻场演出已经60年，场次达28000多场，在西区，一般的音乐剧至少也可以驻场演出5年以上。这与打造精品有关，也与高水平的经营管理、观众拓展、商旅文结合有关，上海消费市场目前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在这方面应出台政策给予扶持。

　　

上海文化资源整合对策和建议

　　1.观念意识的提升。文化建设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自不待言，但是相对于直接与民生相关的部门包括教育卫生等，往往所受重视程度又不够。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比如欧洲经济危机中政府首先是削减文化艺术方面的预算。文化往往还会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比如前些年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

　　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形势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是有共识的，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在满足人们文化生活需求以及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作用在理论阐述上已经非常彻底，但在政绩工程和文化民生、公共文化和文化产业、文化促进经济增长与文化带动效应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观念的束缚。

　　比如，我们简单地将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其实我们所谓的文化事业一样具有产业的性质。

　　今年6月份，美国艺术协会，对非营利文艺行业在增加税收、提供工作岗位等方面的贡献进行量化统计，认为非营利文艺行业不仅改善生活品质，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

　　宾夕法尼亚州非营利文艺行业一年创造经济利润高达25.5亿美元，除体现在门票收入外，还有很多潜在的收益。

　　我们的文化事业也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改变简单认为公共文化艺术仅仅只是投入的概念。

　　因此，文化建设观念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逐步形成全社会科学地建设文化的观念意识，共同推动文化发展与繁荣，共同推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2.建立市区两级文化发展协调机构。由于上海重要的文化资源（比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院团等）属于市级层面，区级宣传部和市文广局主要职能是公共文化建设和管理，可调动的文化资源少，这样，市区宣传部、文广局功能差异很大，所以仅仅从宣传文化系统看，市、区两级协调起来就困难重重。

　　区一级承接大量在地的市级文化单位，但仅靠宣传文化系统无法融合协调，区所属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往往又不在宣传文化系统管理范围。   

　　所以，不少区的文创办公室则设在经委、商委或科委，设在宣传文化系统的仅有浦东、普陀、青浦、徐汇、金山等几家。

　　同时文化发展的融合特征越来越明显，交叉跨越的特征越来越突出，因此政府机构上的整合也非常重要。

　　英国1997年就整合几个部门成立文化媒体体育部（DCMS）,统领多个领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深圳在2009年也成立深圳市文体旅游局，统领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旅游等多个领域。

　　针对上海集中在市级层面的文化资源及其发展中如何与区一级联动等问题，针对各区自主发展文化产业或区之间的协调，建议应列入市级的统筹机构，或者由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各局委成立文化发展协调机构或者明确这些功能归市文创办，使市级和区级宣传文广系统文化管理权限能够对应。同时“大部制”应该提到议事日程。

　　目前上海虽然有文化、文化创意产业、文化设施建设等多种规划，但这些规划更多是针对市级层面的资源，区一级文化发展建设规划以及协调、科学论证等工作则需要更多的宏观指导，并纳入全市资源总体布局之中，否则就会出现前文提到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局面。

　　3.建立市区两级联动的文化投资主体。虽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的尝试，但市与区没有形成协调对应的关系，不能够做到联动。

　　目前看来，市区两级文化资源的配置更多地倾向于公共文化和国有文化企业，如何促进市场配置资源，让民营文化企业享受同样的待遇，还需要进一步破题。

　　要进一步区分哪些是公共文化，哪些是文化产业，也就是说建立支持公共文化和非营利文化机构的文化发展基金和扶持文化企业发展的各类产业基金。

　　公共文化应当以财政资金为主进行支持，而文化企业则应有产业扶持等相关基金支持。

　　目前的情况是混在一起，国有企业往往享受双重的待遇，造成不平等竞争。发达国家文化发展有非常严格的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区别，可以借鉴其中的经验。

　　4.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出台捐赠法等。文化体制改革中转企单位除享受财政资金和专项资金补贴外，还享受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建议上海出台针对非转制企业特别是民营文化企业的相关支持和税收政策；目前除事业单位或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外，文化场馆需要交房产税，建议上海出台减免政策或根据经营情况实行贴息、协调租金等政策。

　　文化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建议上海率先出台捐赠法，形成整个社会、企业和个人捐赠文化建设的良好风气。

　　在美国向非营利机构捐赠1美元，可以少交28到40美分的税，发达国家都设立不动产税，鼓励人们将财富捐赠给社会。

　　也可以尝试发行文化彩票，以积累资金支持文化的发展，比如英国从1994年开始发行国家彩票，目前彩票收入的28%用于文化建设，他们认为仅仅通过税收来投入文化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也应该未雨绸缪，开辟更多的文化投入渠道，否则一旦财政收入下滑，目前文化公共财政的大投入就难以为继。■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创意学院院长。本文为2012年度上海市决策咨询重点研究项目部分成果，感谢高骞、杨畅、张蕾、解学芳、徐一文、黄墨寒、侯卉娟、叶觉林等对课题的贡献。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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