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承了一整套严密的官员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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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承了一整套严密的官员问责制
始于秦汉 健全于隋唐 明清高度完备

　　问责，是专对各类官员的；他们既有官职，亦当有所负之责。古书中就不乏此种记载。北宋纂辑的类书《太平御览》卷二百七至二百九，便可查得。例如所引《周礼·地官》认为，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再如司空，《韩诗外传》曰：“山陵崩陁，川谷不通，五谷不殖，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又如司马，《孔子家语》：“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饬司马。”饬是整摄之谓，亦即整顿示新，使职官知畏惧。上述诸例，均为先秦时代的问责内容。职责要求必须做好的事不去做或没有尽心尽力，乃是负面政绩，问责就是追问这种负面政绩。

植根于儒家思想理念
　　 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孔子与孟子，精心建构了为官的仁学体系和仁政机制。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是一切伦理考量的轴心理念，官员们施行仁政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依于仁、立于礼作为仁政观念与制度的两个保证，对于官员“为政以德”发挥着重要作用。孔子认定，只有官员以德性和礼制施政，他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倘若既不尊重德性规范，又不履行职务责任，甚至超越礼制规则，那简直就是既应当被人谴责，又应当追究责任的恶官。孔子指出，当人们犯错之后，只要知道立即改正，那就是可以原谅的错误，只有那些知错不改的人才是真正出了过错。“过而不改，是为过矣。”
　　 到了孟子，除了延续孔子关于官员施行仁政的基本思路，还从历史的视角论述了人们对待所犯过错进行处置的不同状态。孟子比较分析后指出，古代那些出现过错的君子，公开地错、公开地改，受到人们的尊敬；“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这就给那些敢于改正错误的人士以道德鼓励。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既构成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理论基础，又构成官员复出的哲学根基。儒家对官员进行问责从影响儒家至深的周公开始，就奠立了“敬德爱民”的为官原则。
唐代官员问责制的形式
　　中国古代官吏的问责体制和机制成熟于唐代。明清前的问责机构主要由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谏两大部分组成。这种机构创建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健全于隋唐，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度的完备，在机构设置上，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后增为二十道），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城内外官员的监察和纠弹，实现了监察组织的空前完整和统一。
　　唐代官吏监督制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属皇帝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御史台系统，这个系统起着对一切官僚进行全面监督的作用；二是由尚书都省主持而同时受到中书、门下两省监督的官吏考核制度；三是由尚书左右丞及刑部尚书分管的勾检制，其中主要是经济专项监督制度，这也是遍及一切机构的监督系统，只有中书、门下两个人数极少的机要部门例外。三个方面的监督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唐代御史台行使职权有三个特点：一是风闻奏事。风闻即传闻，御史台有权风闻奏事，即，如果听说到某个臣子有什么问题，可以不经核实就直接奏报皇帝。二是设置台狱。唐初御史审案，皆送大理寺狱；贞观末，中丞李乾佑以办自大理往来，多被大理寺推翻释放，于是奏请御史台处置东西两狱，监禁罪犯。三是三司会审。唐代遇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这叫“三司推事”。有时还由门下给事中、中书舍人和侍御史，共同组成特别法庭，称为“小三司”，坐堂受理冤狱，称“三司受事”。
问责内容复杂 程序严密
　　中国古代对官员的问责是通过考功即官吏考核来实现的。考核的方法是，一切官吏由其上级将他一年中的能力、表现、功过整理出来，对该部门的全体官员通读一遍，听取意见，议其优劣，而后确定应该评的等级，评定以后，集中送交吏部。吏部考核也不能一家独断，还有校考与监考，吏部尚书属尚书都省领导，所以尚书都省又要选地位威望俱高的京官二人，一人校朝官考，另一人校外省官考；又由于一切行政官僚均属尚书都省领导，考核如仅在尚书都省内部，仍然难免于一家独断，所以，再由地位上与尚书都省平列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各派主要官僚一人，分别监督朝官与外省官之考。考核结论作出来以后，京官需将结论与本人见面，外省官不可能逐一与本人见面，则需将结论材料送京，另外，还规定了凡是参与校考、监考的人，此后如果发现考核有误，均与负责考核的人，同其功过。
　　唐代制度规定，任何上送、下发的文件，都必须经过专人的审核，而且，审核者在审核以后，又必须以红笔在文件上画勾，并且签注上自己的名字，此后，该文件如果发现有错误，签发文件者与审核文件者同其功过。一般而言，签发文件者自当是某个单位的首席官僚，亦即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第一把手；而审核文件者则为地位仅次于首席官僚的官吏，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第二三把手。特别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是，各部门有权审核文件的第二三把手，并不是归第一把手领导，而是直属朝廷刑部尚书垂直领导的。

古代如何问责冤假错案
法官判罚不公 其罪过与犯人等同
　　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尚书·周书·吕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审判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索受贿赂、谒请说情。

误判犯人死刑 法官也犯死罪
　　《尚书·周书·吕刑》规定：若法官在这审判中有失检点，判罚不公，其罪过与犯人相同。为了防止官官相护，还出台了举报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只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享受相应物质待遇。《周礼?秋官》中便有“禁杀戮”的官职，负责纠察法官擅用斩杀刑罚的行为，对故意不受理案件、阻挠他人投诉的法官，一经查出，呈报后即严惩，“以告而诛之”。古代对犯人的羁押期限也有严格的规定。古代称羁押为“囚禁”，法官如果不按规定囚禁犯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规定，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五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指的是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即过去常说的“连坐”。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即所谓“出入人罪”， 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减”。
错判死刑典狱长引咎自杀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典狱长官名叫李离，一向秉公不阿，执法如山。有一次，他在审阅过去的案件时，发现一起错判死刑的冤案，感到惶愧不已，立刻脱下官袍绶印，让卫兵把自己捆绑起来，送到晋文公的大殿前，请求判处死罪。
　　晋文公见了，慌忙下座为他松绑，说：“官职既然有贵有贱，处罚也当有轻有重，再说这件案子是下面官吏弄错的，并不是你的罪责。”李离长跪不起，说：“臣下占据的官职是最大，从来也不让给下属一点权；享受的俸禄最多，也从没有分给下属一点利。今天我有了过错，难道就可以推给下属了吗？请判处我死刑吧！”晋文公听了，不高兴地说：“照你这么讲，下属犯罪，上司有责，难道连寡人也有罪了吗？”李离回答：“典狱订有反坐之法，判错刑者便当服刑，杀错人都就要被杀。大王因为我能够体察民情，听微决疑，而任命我为典狱长官，如今却经臣下之手造成了冤杀案，我罪该处死！”说罢，他猛地站起，朝臣卫兵手执的宝剑扑去，顿时鲜血迸溅，死于堂前。
杨乃武小白菜冤案革职官员一片
　　清同治十二年（1873），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经《申报》报道，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随着案情的发展，18名浙江籍京官出于乡情乡谊和对此案的了解，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为杨乃武鸣冤，揭露此案经省、府、县三级七审七决，均为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欺罔圣上，两宫皇太后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请。
　　1877年1月29日，刑部奏请革去办案官员刘锡彤知县之职，慈禧太后谕令彻查经办此案的原审各官员。经过一系列严密查证，整个案情大致厘清，冤情渐渐浮出水面。3月20日，刑部终于奏结此案，推翻原判杨乃武、小白菜因奸合谋毒死葛品连的不实之词，对原审各官提出处罚意见：刘锡彤革职发配黑龙江，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成、嘉兴知县罗子森承审此案，草率定案，着令革职，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