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来西亚方式思考中国住房制度

小川幸子

　　近日读一篇文章，是一杂志编辑访问马来西亚后的观感。他原以为依马来西亚人均收入水平，再用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的高房价一推理，大马的房价一定会高得离谱。

　　但是，他想错了。一路上他与地陪导游交谈，了解到这位马来西亚导游在结婚时只花了相当于30万元人民币的钱，就购得了一套高档公寓住宅，而且这30万元不仅仅是房价，还包括公寓24小时保安、一个地下车位以及健身会所的免费健身永久资格。导游特意介绍，这种情况具有代表性，是普遍现象，并说在大马领取结婚证的同时，政府就会给一块地或是通过一些途径为你解决住房问题。这样一来，房子成了不能创造太多利润的物件，也就少有人去炒房，房价自然会相对合理。

　　笔者没有去过马来西亚，但相信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同时，也想以大马之例，反观中国房地产市场，议论一下中国现行住房制度以及房价与民生的问题。

　　观察马来西亚的住房制度，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在房地产开发中占有主导性位置。以马来西亚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计算，如果政府不牢牢控制土地，不牢牢控制房价，任由房地产开发商左右房价，那么工薪阶层的普通马来西亚人恐怕永远不会买得起房。马来西亚在国际版图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马来西亚的商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炒房肯定是一本万利的事，但马来西亚政府没有给房地产商提供这种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说，马来西亚是市场经济国家，马来西亚的市场机制无疑健全于中国。但从30万元可以买到一套公寓的事例推理，马来西亚没有把房地产这一块关系民生安居的“大蛋糕”完全市场化，而是以制度作保障，让公民以领取结婚证为资格，来获取最基本的住房。这不同于我们以前的福利分房，更有别于现今的完全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马来西亚在住房问题上，巧妙地把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结合，让自己的国民永远有安居的基本生活底线。应该说，这种做法具有不仅仅只限于经济范围内的重要意义。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究竟是不是一项成功的改革、抑或是一项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改革，其变动幅度很大的价格已经给出了答案。而各地连绵不断的违规开发、未批先建等事例，也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隐患，更为民生幸福的期待心理打了折扣。不仅如此，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当中央政府为了控制房价连续大幅上涨而出台一些调控政策时，却频频遭到原建设部门某些官员或全国性与房地产有关的协会的官员的反对，在不同场合不断与中央调控政策唱反调，这不能不令人产生这些人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存在利益共享的质疑。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年整整30年。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与归宿，无疑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强地发展，同时更是为了百姓生活得更为安稳、幸福。中国经济、社会30年的巨大变化也印证了这个事实。当我们欢呼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某些尚需完善的不足之处，其初衷也是为了中国在健康的轨道上继续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