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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吧!
华夏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是2个古老,文明,优秀的民族...
不知道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我们的教育体制有问题!
大家都只片面的最求表面的虚空。用无用的东西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可悲啊!
下面正文开始: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逃走?”对于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这是因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赞赏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的……”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然后,老大跟我说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于决定把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成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 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他人不做的、无须花钱和投资的工作。当老大在利用国内的资源赚钱的时候,老二也在如此做着,不过,他赚的是不需要成本的精神领域的利润--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4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的时候,我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当我获得拉宾的接见后,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有了中国孩子作为比较对象之后,我方才发觉我的孩子成长得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在回国之前,每个孩子都去购买了很多以色列产的物品。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从饰品到民族服装甚至到子弹壳无所不有,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着告诉她:“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太法则的产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为优秀的人才……”
在随后的高考中,老大进入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他说他要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然后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旅游公司,垄断经营中国游;第二年,老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在不需任何投资和奉献的前提下赚取利润;老三说她会去学中国厨艺,当一个顶级的糕点师,然后去开办全以色列最好的糕点店……
回国以后,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就好像,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幸福的家庭,却又害怕孩子现在会早恋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但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这句话很难说吗?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句:“孩子,我想当一个富豪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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