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明的互补

我是小人

　今天，崛起中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向全世界供给着价格低廉、档次丰富的商品。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是世界各国商品的需求者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地。中国经济增长之快，体量之大，也使其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日益强大的中国还在努力参与和谐世界的建设，努力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正当中国站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时候，回顾人类走过的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将发现，当代中国发展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世界将不太可能收敛到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上去。

　　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和美国都曾经在发展的早期经历过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但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欧美国家纷纷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制度调整，包括扩大公民权、建设社会保障、保护劳工权益、打击垄断资本等，使得收入差距下降，从而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学里，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它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会扩大，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Kuznets， 1955)。但是，库兹涅兹曲线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扩大，也不意味着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自动”缩小。首先，我们可以找到经济增长并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反例，比如中国台湾，它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大力普及教育，这一政策既对经济增长有利，也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Bourguignon， Fournier and Gurgand， 2001)。其次，经济的增长不会“自动”地缩小收入差距，如果政府不采取一定的政策，收入差距不仅不会自动缩小，相反还会危害到经济增长，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走过的道路。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之所以呈现出一条库兹涅兹曲线，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进行过一些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因此，现在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库兹涅兹曲线不是一条经济学的定律，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一个历史事实。如果当代中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话，那么，她所走过的道路将可能再一次呈现出一条“库兹涅兹曲线”。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欧美的发展道路却形成了一些差异和对照。欧洲大陆国家在建设福利制度方面越走越远，而在美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潮重新占得上风，私有化和自由竞争再次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在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增长率相对更高，但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社会矛盾相对更为突出。而在被称为“莱茵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福利较好，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经济增长率则相对更低。欧洲和美国两种模式的差异为什么形成，有什么影响，谁更能持续？在国际学术界，这些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再来看一下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大国。俄罗斯曾经以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身份全盘照搬了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从而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后来，苏联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来发展经济，却最终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日本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脱亚入欧的方式来发展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除了曾经被认为极具日本特色的一些劳工制度，以及日本人的开放和学习精神之外，日本给世界留下的还有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日本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却迷失了自己。印度在最近1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之快，特别是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面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是，印度的基本制度源于英国，而属于印度自己的传统(如种姓制度)却与现代化进程相悖，整个印度还有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没有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圣雄甘地的思想对印度影响深远，但这对印度现代化的含义还不太清楚。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在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是在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发展道路之上完成的。这条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有条件地加以借鉴的经验，这条道路也将预示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模式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人类的未来还非常久远，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会如福山(Fukuyama， 1992)所说的那样，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而走向“历史的终结”，也不会像亨廷顿(Huntington， 1996)预见的那样，最终演变为“文明的冲突”。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存在着“文明的互补”，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存在着丰富的制度、历史、文化的细节差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等待着人们去理解，也等待着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地借鉴。

　　(文/陆铭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