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宏观政策有效性的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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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货膨胀需要避免，而更需要避免的是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出现经济停滞。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就业压力大，另一方面那么多民生领域投入不足；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涨价没有相应地刺激有效供给。这说明在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体制上的诸多障碍，市场机制还没有顺畅地起作用。我们希望，未来若干年，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宏观政策工具将会进入宏观决策者的工具箱。
　　■专家建言■时红秀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更多的是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问题。宏观调控，就是为了避免经济运行在短期内大幅波动，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所谓“适当”，首先要求政策工具是政府调控部门短期内独立可用的；其次要求传导机制有效而且效果的边界明晰。这样，我们不得不考虑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和制度，即决定宏观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现代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进入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箱”，都是因为有了一系列体制上的改革。如通过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政策如税收、公债、政府开支等政策工具逐渐独立出来，货币政策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开始起作用。

　　2003年以来的这轮经济快速增长中，一些“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常常引起争论。若考虑现有的体制基础，有些问题其实是容易理解的。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24．6%，扣除投资价格指数8．6%，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为15．9%。这是本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开始以来实际投资增长速度首次低于20%，比去年同期实际投资增长速度22．5%大幅下降了6．6个百分点。这其中究竟是哪些政策工具见效？在评价政策得失时，要知道，许多决策并不是在“好”和“坏”之间选择，而往往是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毋庸讳言，当前显而易见的政策工具仍是“行政化”调节手段。这种调节的弱点往往是效果“过于明显”，甚至使期盼的软着陆变为硬着陆。按照历史经验，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要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甚至跟着一轮衰退。但考虑现阶段的体制基础，一些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很难在短期内退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宏观政策在一个时期内仍将处于主导地位：

　　一是土地要素供应的控制。这个政策工具是中国特有的，在经典理论中找不到。它与中国土地制度和管理体制有关。只要短期内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没有大的改变，土地变量的控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仍将起决定作用，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政策工具。

　　二是信贷的规模控制。其总量比其他金融政策工具如利率、准备金率更有效。当然，中国货币政策中市场化的利率、准备金率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继去年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今年以来，央行已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了6000亿元资金。一季度央行累计发行约1．7万亿元央票，正回购额超过1．8万亿元。尽管如此，经验观察表明，真正导致今年一季度贷款增幅明显回落的，仍是由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所决定的行政命令式的信贷控制。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经济主体在信贷扩张过程中对价格工具不敏感，同时对总量的行政命令也无动于衷，那倒是很可怕的。

　　三是对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这也是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也无法从经典经济理论中找到依据。今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从项目隶属关系看，中央项目投资1616亿元，同比增长14．0%；地方项目投资16701亿元，增长27．2%。这说明，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仍然扮演了强劲引擎的角色。而既然是政府行为，那么诸如利率、准备金率甚至税率这些工具，有效性就要打不少折扣。

　　四是财政的筹资职能优先于调控职能。目前的财政政策中，减税和增支机制仍然缺乏。今年一季度ＧＤＰ增长10．6%，税收却增长了33．8%。当然经济扩张时期应该加税，问题是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扩张—紧缩—扩张的周期变化，但从财政上看，只有国债工具有收有放地被使用过，税收总是持续增加。多年来税收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ＧＤＰ增长速度2－3倍的水平上。而几年来，一方面，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经济过热的同时政府收支年年仍有赤字，即财政一直是扩张性的(只不过扩张程度有别)。正是由于财政税收体制现状，使得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有保证，但同时在税收和支出的方向和规模上缺乏适当的伸缩机制。财政方面尚未产生运用自如的政策工具。

　　通货膨胀需要避免，而更需要避免的是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出现经济停滞。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就业压力大，另一方面那么多民生领域投入不足；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涨价没有相应地刺激有效供给。这说明在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体制上的诸多障碍，市场机制还没有顺畅地起作用。我们希望，未来若干年，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宏观政策工具将会进入宏观决策者的工具箱。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